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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生活中以及在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并对前途感到迷茫。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也就是大约老胡这一代人更加幸运，赶上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张期、到处都是机会，而他们要成功则更加困难。所以，可谓生不逢时。今天周末，老胡想和大家诚恳地展开谈谈这个话题。
我对年轻人的压力非常理解。从本质上说，人产生压力是因为要在原有的位置上往前跨一步，而只要往前、往上走都不会轻松。每一代的年轻人皆如此。
老胡下面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接受，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承受的进步压力一点也不比今天的年轻人小。觉得我们年轻时机会多，这是误解。其实我们年轻时的感觉是：社会上根本没什么机会。
第一，当时国家的经济规模太小了。如果毕业进不了政府，理工科毕业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研究所，还有大量的人去工厂当了基层工程师、技术员。我的妹妹是北京科技大学（当时叫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去的是北京木材工业情报所。她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转行成了注册会计师，做了一家公司的CFO。我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我的同届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过了很平常的一生。最富有的一位是一家上市奶制品公司的创始人，但几百名同学中只出了这么一个。做了外交官，当到大使、武官的都很难得了。
第二，不仅今天全社会的经济规模要比我们年轻时扩张了上百倍，而且今天的年轻人比例比我们那时候要低，上升路径也更加多样，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今天“社会关系”仍起作用，但社会公平的刚性机制不断建立了起来，平民子弟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就是一条硬杠杠，连进《人民日报》这样的大事业单位，也必须通过严格考试，考不过，托什么关系都没用。
第三，中国融入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年轻人的人生舞台。中国年轻人如今出国奋斗的路基本是通畅的，而且国家越来越强大，总体上为出国奋斗者提供了更多综合支撑。老胡有一次在南非看到，很多没有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在当地的中国大市场里租店经营，卖中国货。他们很多是在几年内从店员上升为小老板的。
一些年轻人提出，老胡那个时代大学生出路就是好一些，毕业都有工作，单位还分房。请允许老胡也说一点实情。我那一届1978年全国高校一共招收了约40万人，到毕业时应该也大致是这个数。但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874万人。今天的大学生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承载了当时中专生等在竞争序列中更弱群体的艰辛。
至于分房，一结婚就能够顺利分到房的是极少数幸运的人，大部分人刚结婚时挤在父母不大房子里，要30、40岁才能分到房搬出去，而且房子也很小。分房从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我记得当年北京上海都是人均居住面积3、4平米。如果分房能够解决，就不会有后来的商品房浪潮。
有一个误区老胡要讲出来，就是一些年轻人把当下的压力和迷惘与上一代人几十年奋斗所积累的变化和成果进行对比，而两代人的人生是不能这么比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每一个时期的“当下”都压力巨大，对未来缺少信心。比如，我们结婚时要是没有房子，就真的没地方住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先租房过渡几年。大家都说，过去买房子多便宜啊。但在北京、上海这样中心城市的人们，每一个时期买房的人从来就没有感觉便宜过，收入低，贷几十万款也像身上压了三座大山，房价便宜都是后来的恍然大悟，没买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下决心出手。买了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买更大一点，为何不多买两套？
老胡的核心意思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我们的大部分压力来自于为了上升与同代人的竞争，而不是在于国家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眼下年轻人缺少了上一代人的某种优势。今天社会的机会肯定比老胡年轻时要多，公平性也有了很大改善。但竞争压力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化解，这是我们真正的痛苦之源。
所以，我们要达观。它的含义是我们做了某种选择，就接受与之相应的人生面貌。如果我们选择积极参与竞争的人生，就要有承受更多压力的思想准备。那些移居到中心城市并且把上升作为目标的年轻人，压力感一定会比较大。如果选择“佛系”的人生态度，社会可以提供的选择也非常多。但无论如何，我主张年轻人尽量不要与自己的选择过不去，与自己的心情过不去，不要掉入对自己生不逢时、社会不公平的抱怨而不可自拔。
当然了，人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今天年轻人就是感觉压力大，社会有无形的力量推着大家不得不参与竞争。这种压力是年轻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很多时候是凭借个人努力挥之不去的。老胡只是想帮助年轻人换一个角度思考，了解人生逻辑的另一面。我不希望大家在抱怨的情绪中随波逐流，耽误了自己的努力，也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本文说的不妥之处，敬请年轻人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