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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奸诈一样，残暴也是曹操标志性的特征。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方便写得太直白，裴松之作注的时候，这方面的材料就已经连篇累牍。有些是曾经被掩盖的血案终于昭雪，有些则大概确实是往曹操头上扣屎盆子。
如《零陵先贤传》中称曰：本郡有个叫周不疑的天才少年，聪明得不得了，曹操想招他做女婿，周不疑拒绝了。曹操认为，只有自己最聪明的小儿子曹冲，才可以和周不疑相提并论。所以曹冲死后，曹操就打算除掉周不疑，曹丕傻乎乎劝阻父亲，曹操撂了一句：“这个人是你驾驭得了的吗？”到底派刺客把周不疑杀死了，可怜的孩子当时才十七岁。
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极低。手中没有政治资源，光靠聪明管什么用？曹操有什么杀周不疑的必要？如果想杀，随便安个罪名轻而易举，又何必使用派刺客这种下作的手法？曹操、曹丕的对话，理应极为隐秘——这段话对曹丕的羞辱简直大到极点，第一说你笨，第二还等于说曹冲在没你什么事了，曹丕绝不愿意泄露于外——作者又从何而知？
这种方志性质的材料，吹捧本地人物，素来是毫无底线的。大约就是零陵有个叫周不疑的聪明孩子，不知道被什么人杀死了，那么，就算是曹操特地派人刺杀的吧，于死者脸上有光，活着的人也与有荣焉。
好在，虽然描绘曹操的暴行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兴奋点，这个故事《三国演义》倒是也没瞧上。
《三国演义》里曹操的暴行，有些史书上根本没有，有些史书上有而未必是史实，这个也是被现代人多次辟谣的话题。这里想说的是，这些虚构、半虚构的暴行产生的文学效果，其实却相当复杂，本编一开头讲到的曹操杀吕伯奢，就是一例。另外，有些行为究竟有多坏，古代读者和现代读者，观感恐怕也有诸多不同。
我们把曹操的暴行粗略分为四大类：霸凌皇帝，杀戮名士，翦除小人，屠灭平民。分别对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作一个比较。
【霸凌皇帝】
《三国演义》里曹操欺负汉献帝的内容，有不少显而易见是虚构的，但《演义》却并不是始作俑者。
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之初，曹操的实力还相对弱小，汉朝皇权的余晖还颇能动人，这时候曹操和汉献帝一定程度上合作的关系。
这段时间里，被曹操杀掉的国舅董承，是董卓旧部，一个与曹操争夺“奉天子”地位的军阀。早在曹操迎奉汉献帝之前，董承就曾与袁术合作，企图阻止曹操这么做。但曹操成功把汉献帝迁到许县后不久，董承却由卫将军高升为车骑将军，曹操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后，这本来是曹操自己想要的职务。显然，董承和曹操进行了某种利益交换，但是这种平衡注定无法持久。
在组织反对曹操的力量时，董承曾宣称“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把自己比作吕不韦，而把汉献帝比作秦始皇的父亲子楚，自然也就是视汉献帝为“奇货可居”，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忠臣的声口。
但既然曹操被认定为一个反贼，死于反贼之手的人自然而然就也被当作了忠臣，对董承的美化最晚从裴松之的注就开始了。《三国演义》延续了这个传统。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曹操不满的势力，当然必须强调，曹操的行动和天子的意志无关。所以编织曹操与汉献帝如何冲突，曹操对汉献帝如何恶劣的故事，这些人热情素来很高。有些内容也被采入正史，如《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
对照《三国演义》的内容：
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操曰：“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练至面前。帝泣谓妃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讫，泪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犹作儿女态耶！”叱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之外。
罗贯中所做的工作，显然符合小学生常会碰到的作文要求：“根据材料补充细节加以扩写。”至于曹操后来杀伏皇后全家，则正史本身就写得非常有现场感：
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这条材料问题很大。比如把皇后从住处的墙拆了，把皇后从夹壁里揪出来的，竟然是华歆，这就让人很难置信。华歆这个人物，不见得是好人，但肯定是个体面人，也就是很会做门面功夫。后来汉献帝禅让给曹丕的典礼，华歆担任司仪，全程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因为他曾作过汉朝的臣子，这时候为了新王朝的价值观建设，也要“心虽悦喜，义形其色”。就是说，你可以不相信华歆的人品，也一定要相信华歆的演技，他吃相不会这么难看。联系到《后汉书》这段的信息来源是东吴人写的《曹瞒传》，其可信度也就只能让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了。
当然，没道理要求《三国演义》去做史料考辨，它所做的工作还是扩写。
不过这些曹操霸凌皇帝的内容，古人和今人读来，观感可能分别甚大。因为古代视皇权为至高无上，篡位为罪大恶极，曹操的行为当然不能容忍。今人对这个问题往往倾向看淡。吕思勉先生是极力证明曹操不想当皇帝的，却也说“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翦伯赞先生的雄文《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认为曹操想当皇帝，又说：
像这样一个具有“不逊之志”的野心家，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为了保卫自己的皇冠，就必须动员文学艺术从自己的时代消灭曹操。而封建时代的文学家、戏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在赤壁之战的祝捷大会中，把英雄的称号赠给了年青的周郎，而把那没有烧死的曹操交给一位理想的先知者诸葛亮去看管。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消灭了封建皇帝，也消灭了封建皇帝依以建立的封建制社会，我们就不应该再保存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而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曹操有没有“不逊之志”就不关重要，更不应因此就说曹操是一个奸臣。
一般人的态度，没这么慷慨激昂，大概也会认为曹操就是真过把皇帝瘾，没什么大不了的。上面所引的几段《演义》或史书中的文字，今天仍使人对曹操感到厌恶，但更多恐怕是因为曹操欺侮妇女尤其还是孕妇，对汉献帝这窝囊男人，同情恐怕是少了很多的。
【杀戮名士】
三国时代的名士，内涵与罗贯中生活的时代的名士，已经完全不同。
虽然汉末大儒郑玄曾注释说：“名士，不仕者。”似乎名士是指隐士，但实际上当时名士的内涵，要宽泛的多。
《三国志》里，一个人称为名士，和是否做官没什么关系，如桥玄评价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这里名士显然就是有名的士人的意思，又如“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之类的记录，更明明说名士做了官。
所谓“名士”，首先你要是一个士，即出身于一个至少是地方性的大家族，家族权力已经有了几代传承，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才迈过士的门槛，士人中名望特别高的，就是名士。
换言之，名士拥有相当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是名士，那就意味着你想做官，享有优先权；不想做官，也一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个政权，核心团队里要有顶级名士，才能得到大大小小的名士的支持，而你的官员有名士的身份，各地的大家族才愿意配合这些官员的工作。于是你的地盘治安才能保持，税收才有保证。
这才是名士的硬实力，
汉末三国以至于两晋的名士，往往有诗酒风流放纵不羁的做派，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编成书，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成了所谓“名士教科书”。
宋代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这种传统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
他们读了《世说新语》这样的书，也会生出做名士的向往。宋以后的读书人学习魏晋名士的做派，但已经不可能拥有魏晋名士那样的资源和关系网络。
这是罗贯中以至于吴敬梓时代的名士，也不能说他们是买椟还珠，因为珠子根本可望不可即，应该说是明珠实在难得，只好捧个空盒子过瘾。
对历史上的曹操来说，和名士的关系至关重要。大量名士的支持，是他崛起与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一旦他想打造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官僚机器，甚而想要改朝换代，名士就成了横亘在面前的障碍。
所以曹操与名士的合作，总是充满内在的紧张感。而每次曹操想要实现身份跨越要有大举措，就要杀戮或者折辱一两个大名士。
早在兖州的时候，曹操就杀了名士边让；把汉献帝接到许县，接下来就羞辱了出身顶级名门的太傅杨彪；再往后，建安十三年（208年）恢复了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同年杀了孔融；建安十八年（213年）被册封为魏公，加九锡，逼死荀彧；建安廿一年（216年），进爵为魏王，杀害崔琰。
但是，在宋元时期的平话和杂剧里，曹操身边的名士，或者说整个文官系统基本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不但对三国时代那种传统名士毫不关心，也对自己身边为数并不少的新型名士兴趣有限。
这种心态下，杨修作为一个耍小聪明而且不忠于曹操的形象，还有偶尔露一小脸的机会，而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这些真正重量级的文臣，则被弄丢了。
曹营如果确实需要人用计，那么张辽就会上阵，所以人送外号“百计张辽”。但张辽的计策大多格局也很卑下，大概就是《水浒传》里张文远的水平，让曹操改扮宋江，张文远都不用换人。《博望烧屯》里，曹操有个军师，会隔空猜枚（孙悟空和虎力大仙、鹿力大仙赌赛的项目），打仗的水平完全看不出，自己送上门去被诸葛亮抓了。所以，有时候曹操不得不感叹：
“孙权有周瑜，刘备有诸葛，惟有吾一身！”
曹操痛定思痛去物色军师，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位抚琴而坐的“仙长”可堪担此重任。不知这位仙长是何等高人？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乃是大名鼎鼎的蒋干。
京剧《赤壁之战》里，蒋干上蹿下跳十分活跃，各种场合都有他。有人奇怪，曹操这么聪明，用蒋干上了一回当，以后自然该开除他，怎么能由着蒋干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带进沟里？无他，这是尊重梨园行自己的传统：曹操就蒋干这么一个特聘的名士。
看了正史就看《三国演义》，会觉得罗贯中对曹营人物大大贬低；看了杂剧、平话再看《三国演义》，才知道有了罗贯中，才让荀彧、郭嘉们重见天日。
但罗贯中对自己这个时代的名士有些了解，对三国时代的名士则基本不了解，对文官系统的运作，更是非常隔阂。自然，他也就理解不了名士作为文官系统的骨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历史原型难免偏差很大。
曹操杀边让，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曹操几乎失去兖州，《三国演义》里，这事变成了轻描淡写的一笔：
当有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厚，闻知徐州有难，自引兵五千来救。操闻之大怒，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
曹操杀边让的时候，边让早已辞去九江太守的职务。罗贯中无法理解杀一个无职无权无兵的人，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只好让他复职而且有了五千军队。但这场虚构的战事还是无法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冲淡了曹操的罪行：斩杀一员敌将几乎不构成道德污点，与和平状况下杀一个名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祢衡、孔融、杨修，最接近后世所理解的名士，或者说，传播过程中，他们身上的其他特质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所谓的“名士范儿”，而且名士范儿也往往被简化为不守规矩，不懂分寸，善于耍小聪明还特别嘴贱。《三国演义》写曹操害死他们，也着墨最多。
罗贯中据说“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个炮制段子的好手，所以他写杨修，或许是寄托着不少同情的。但表现欲太强还喜欢瞎掺和的人没有好下场，实际上为很多人喜闻乐见。毛宗岗评点杨修之死的时候，就吐槽技能全开，他首先强调杨修的聪明，绝不够资格让曹操猜忌，又说杨修“其实可恶”，“修以杀人教人，操又以杀人为能，都不是好人”，“杨修不能处人骨肉之间”……至于现在的人心向背如何，看看电视剧的弹幕，一目了然。
因为罗贯中眼睛里的文官基本就是谋士，以为文官最重要的作用是一拍脑袋想出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好主意，所以曹营的文臣，命运颇不相同。比较接近文宣口的郭嘉，因为公开场合发言多而漂亮（“每有大议，发言盈庭”），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渲染，而实际上地位最高作用最大的荀彧则被大幅弱化，在《三国演义》中混在一群谋士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这么处理，无意中也产生了一种美化曹操的效果。曹操的行政班子，几乎是在荀彧的主持下搭建的；曹操与群雄争持，几个最关键的时刻，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做出了正确决策；曹操在前线与强敌相持最艰苦的时候，全靠荀彧帮助解决后勤问题……所以有人说，荀彧对曹操的意义，仿佛是张良加上萧何；又不妨这样比较：荀彧才是曹操的诸葛亮。
那么，如果刘备逼死诸葛亮，对刘备的形象会造成什么影响？
《三国演义》强化了郭嘉，而曹操对郭嘉荣宠备至毫无亏欠；削弱了荀彧，那么曹操逼死荀彧的罪恶感，也就降低了许多。
【翦除小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刘琮不战而降。曹操改任刘琮做青州刺史，后迁谏议大夫，爵封列侯。
但《三国演义》却说刘琮和母亲蔡夫人（其实并不是）一起，被曹操杀掉了。
积极主张让刘琮投降曹操的蔡瑁，历史上也活得好好的。《襄阳耆旧记》还说，蔡瑁和曹操年轻时就是朋友，所以曹操到荆州之后，还来找蔡瑁叙旧，进到蔡瑁的卧室里，和蔡瑁的妻儿见面。这是当时最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有也必须要有的举动。
《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曹操中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的情节，也是没影的事。
《三国演义》捏造这些情节，一方面是表现曹操的残暴；另一方面，也是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卑鄙小人必须死。
刘备在荆州的这段日子，《三国演义》极力渲染蔡夫人和蔡瑁是怎么陷害刘备，写得读者都欲杀之而后快。这两个人物不死掉，读者都是要拍桌子不干的。
作为一部要迎合读者的小说，接下来问题只是他们怎么死了。
可以这么写：赤壁曹操战败，丢下蔡夫人和蔡瑁跑了，他们被张飞抓住，带到刘备面前。于是刘备痛斥他们有多么对不起刘表，然后在长江边细细活剐了他们——这么处理倒也不是不可以，但刘皇叔和张飞的格局，就下降到宋江、李逵的水平。
还是让大坏蛋杀掉小坏蛋，来得更加大快人心。——当然，刘琮小孩是无辜的，但他的死，更突出坑娃的娘和坑外甥的舅舅有多可恶。
《三国演义》里，曹操经常承担这个职能：把好人不方便杀或没机会杀的小坏蛋杀掉。
马腾与门下侍郎黄奎合谋要杀曹操，黄奎的妻弟苗泽和黄奎的小妾私通，苗泽知道了这事，就去向曹操举报，导致马腾、黄奎遇害。于是苗泽向曹操提出，我立功了，把黄奎的小妾赏给我好不好？曹操大笑说：“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毛宗岗对这句话大为赞赏，评曰：“奸雄快语，可儿可儿。”
曹操征张鲁的时候，张鲁手下一个叫杨松的谋士，收了曹操贿赂，帮助曹操成功。而曹操大获全胜之后，对杨松的处置，又是斩之于市曹示众。
这类虚构的情节甚多，总的说来，都是给曹操加分的。
【屠灭平民】
史书中，关于曹操屠杀平民的记载很多。
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攻陶谦的徐州大屠杀。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叙述此事的措辞不同，但都很简单。嘉靖本是：
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人行。
据说极度尊刘贬曹的毛本则是：
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
不论哪个版本，比之《后汉书》“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的记载，都显得要轻描淡写。
由于《演义》有大量的谋臣斗智，武将搏杀的描写，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所以即使把史书原文抄进小说，其冲击力和震撼性也要大打折扣。可是《演义》连这个照抄工作，也懒得做，根本不想在曹操屠杀上花费笔墨。
然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攻打雍丘，“围数月，屠之”，此事《三国演义》没提。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与吕布的战争中，曹操“屠彭城”，《演义》又不提。
接下来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坑杀了袁绍降兵七万，这次《三国演义》倒是照抄了史书的数字，“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不过历史上袁绍军队总数是十万步兵和一万骑兵，坑杀七八万是个可怕的比例，《三国演义》把袁绍的军队扩大到七十万人，屠杀数却保持原样，凶暴感当然也大为降低。
接下来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的邺城围城战。本编开头详细比较了史书记述和《演义》的描写，会发现《三国演义》增加了许多史书中没有的曹操爱民的内容，而战争的残酷性则大为淡化。
当然，史书中的记录不见得就可信，但屠灭平民这个问题上，《三国演义》确实很少会把曹操往坏的方向上去塑造。
《三国演义》这么处理曹操的形象，也使得一些历史上本来自然不过的事情，变得难以理解。比如说，曹操取荆州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大批百姓跟随刘备逃亡？
因为《演义》里曹操对百姓并不坏，他们没有一定要逃亡的道理，所以就有人怀疑，是刘备作了大量妖魔化曹操的宣传，煽动百姓跟自己一起走，让他们充当自己的流动掩体。
实际上，要理解百姓为什么跟着刘备走，要先弄明白当时荆州的人口构成。
荆州这些年的流入人口，一大来源是关中。所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当初李傕、郭汜之乱，关中人民大量流亡，主要分成三路，除了到荆州来的之外，还有数万户涌入益州，更多人则向东迁徙，去投奔徐州刺史陶谦。
后来，曹操攻打徐州，他屠刀下的亡魂，很大一部分就是刚在这里勉强安顿下来的关中人。再次侥幸逃过一劫的难民，自然有人选择南下，来到荆州。
所以，对流亡在荆州的关中人或其他北方人来说，曹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一点不是哪家宣传机器灌输给他们的结论，他们有切身的记忆：有那么多乡亲父老，只是因为逃亡时走了一条与自己不同的路线，就成为堵塞得泗水为之不流的尸骸。
而徐州那个恐怖的杀戮时刻，罕见的能够多少给人们提供一点保护的，就是刘备。
所以他们尽管知道刘备多半不是曹操的敌手，仍然会选择追随刘备。
此时的荆州，还有一个出生在徐州琅琊国阳都县的年轻人。尽管他很早就追随叔父南下，但家乡想必仍有不少亲人。曹军在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一系列大屠杀，哪怕只是通过传闻，也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人生选择中，曹操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诸葛亮。
这样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了。
写到曹操杀人，《三国演义》有美化曹操的地方，也有丑化曹操的地方。
但《演义》丑化曹操的地方，如欺负皇帝，迫害名士之类，恰恰是现代很多人不太介意的，《演义》美化曹操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掩盖了他大量屠杀平民的暴行，这正是现代人眼中最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只强调《演义》中曹操的某些劣迹并不存在，或许可以套这个著名的笑话：
曹操：“我要杀死十万徐州人和一个杀猪的。”
陈宫：“为什么杀一个杀猪的？”
曹操：“我就说没有人关心那十万徐州人。”
所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最终《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大概是比历史人物曹操还要好一些。
也正因如此，有些人只看过《三国演义》，就成了曹操的粉丝。
但往往也正是这些人，是无论如何要坚持《三国演义》丑化了曹操的，毕竟，相信我的偶像受到了攻击霸凌抹黑，是粉丝群保持凝聚力的根本保障。
来源：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