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为什么娱乐圈没人管得了明星？

从吴亦凡开始的内娱地震仍在继续。明星和与之相关的整个娱乐行业，正在承受几十年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无论是网友呼吁“把艺人全整治了”，还是明星们排队签下“艺德承诺书”，或者“经纪团队纵容、袒护会受法律制裁”的警告，所有这一切都是危机中的应激反应。然而这个行业面临的更深刻问题是，为什么明星成为无法制约的存在

今年8月，芒果TV带领签约艺人签署“艺德承诺书”

谁能管得住艺人？这是内娱眼下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靠网友监督、团队约束、艺人自控，还是只能靠艺人的亲妈？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给出明确回答。

近日，《贵圈》采访了几位艺人团队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经历验证了一件事，经纪公司——这个曾被寄予期待的第一道防线，在围绕明星的权力较量中早已溃不成军。一面是管不住的艺人老板，一面是愤怒的粉丝和公众，他们作为最基层的打工人，正在地震的余波里举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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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亦凡事发后，一张“经纪团队纵容袒护、隐瞒艺人劣迹的行为，均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的新闻截图，在艺宣们的手机里流传。

这让吴糖有些后怕。

四个多月前，她替自己带的艺人发出一份律师函，驳斥、警告一位宣称与他有恋爱纠纷的女性网友。在内娱，这种因恋爱产生的危机正在频频发生，也越来越考验团队的应变能力。

当舆情出现，吴糖第一时间找到艺人了解情况。艺人向她保证，绝对没有与之恋爱。吴糖按照这一口径拟好律师函，盖了公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出来。

“打脸”来得很快。当事女网友被激怒，放出了更私密的录音证据。吴糖这才恍然大悟，艺人撒了谎，律师函成了毫无公信力甚至违背事实的笑柄。

在《贵圈》接触到的采访对象里，替艺人发过律师函的宣传，对此都有一致的且强烈的感受——毫无意义。

艺人宣传乔姗姗起草的第一份律师函，模板是在网上搜的。她像念经一样，不带感情地背诵开头：“网络上有一些针对我方艺人的不实新闻，在此……”。全文不过五百字，乔姗写好关键信息后，发给群里的律师润色，经过几轮修改、确认后定稿。此后，她第一时间登录艺人工作室微博，发出了这个文档的电子版。

“毫无意义，这个东西，真的。”乔姗姗叹气。

吴亦凡事件后，明星工作室扎堆发布律师声明

发送律师函之前，乔姗姗和艺人有过争执。这位男明星被曝光有圈内恋情，分手后，营销号传其复合。男星忿忿不平，担心掉粉，希望用律师函终结流言，宣誓单身。

乔姗姗的想法是息事宁人。她甚至觉得，此时发律师函，是在向公众暗示女方炒作，反而会激化矛盾。“以我对市场的判断，我觉得男方不应该对一个跟你谈过恋爱的女方如此落井下石。我不赞同这种事情。”

团队试图劝阻艺人，但没有奏效。艺人不仅坚持发律师函，还要求把提及此事的营销号和豆瓣小组挨个点名，一并列在律师函里。

这封经历了内部讨价还价的律师函，最终还是发了出去。不过，它没能为男明星换来想象中的清白，反而让他再次陷入舆论危机，被网友质疑：为何要以此炒作。

而乔姗姗，在律师函发出的当天，就开始盯紧互联网各个角落，处理意料之中的各种差评。

她熟悉控评：律师函发布之前，先把控评文案发给粉丝后援会，让他们准备文案。哪些号发了负面，就号召粉丝去填正面内容，“斥责他们造谣，要关注作品，不关注私生活，反正就是这种无聊的控评文案。”

公司当天甚至雇了业内一家颇为知名的水军公司，这意味着有一整个小组的水军为此出动，协同乔姗姗管理网络言论。“人工把正面评论顶赞到最高，用水赞把负面评论搞到最低。”

乔姗姗厌恶做这件事，却也无力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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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和团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许是同事关系、伙伴关系、战友关系，也有可能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但经纪人米奇认为，总之不可能是朋友关系——她曾经这么天真地认为过。

从业十余年，米奇先后带过5位艺人，多则一年，短则三个月——她所说的“带艺人”，指的是一对一为艺人提供服务。

米奇和她的第一位艺人相识于微时。她当时在一家老牌经纪公司工作——这位艺人签约该公司后，主动联系米奇：“你一定要带我啊。”彼时，米奇带着一点点偏心，给他写宣传稿、推综艺、找媒体要版面，他们一起扛过了无人问津的阶段。

直到艺人来公司正式解约那天，米奇才发现，自己成了“防备”的对象。她翻看艺人的朋友圈，发现早就有迹可循。他晒出过一本耽美小说——这不是公司给艺人接戏的风格。米奇瞬间懂了，“他觉得这个机会能红，所以才走的。”

也有人随整个团队一起，跟着一位叔辈艺人从公司出走，没多久就愕然发现，艺人又回到了公司——他们是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始终握有议价权，而工作人员成了弃卒。

一切关系都围绕着“资源”生长和消散。“（关键是）能为艺人提供什么。你能够给到他想要的，他就会信任你。如果你什么都给不到，他不信你，自然就摆布不了他。”

早年，如华谊、荣信达这样的公司，既是当时最好的影视制作公司，又是头部艺人经纪公司。行业资源的集中，让它们在管理艺人时有着充分的话语权。比如李少红曾在接受《贵圈》采访时回忆，她会要求麾下的小艺人每天记日记。曾就职于荣信达的邹小丽也记得，公司会定期要求艺人上培训课，学习表演或者台词。荣信达创始人李小婉叮嘱员工，无论艺人红不红，都不能让他独自一个人去机场。那时候，公司是娘家，经纪人是亲人或家长——当年陈坤就喊李小婉“婉娘”。

“家长”对艺人的职业有难以撼动的规划。李沁曾不满公司替她拒了于正的戏，但也老老实实在公司安排的苦情戏里磨练演技。

李沁在2010版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薛宝钗

时移世易，电视台让位于网络平台，整个行业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改变。市场上的资源不再集中于几家老牌经纪/制作公司，艺人的个人价值，在以流量为基础的娱乐圈里被无限放大。演技好坏见仁见智，流量和数据却是实打实的硬通货——数据好的艺人自然受到市场追捧，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仰仗公司提供的资源，权力位移在所难免。

话语权转移的过程，还搭上了大环境的东风——过去十年间，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让明星“当家作主”成为可能。艺人纷纷从经纪公司独立出来，注册工作室，明星本人成为工作室的核心IP。这使得艺人和团队的关系，要么是老板之于打工者，要么是客户之于管家。

在几代经纪公司的变迁中，有人想过变革。比如荣信达，这家曾被阿里注资的公司，一度引进了好莱坞经纪模式，去改变陈旧的艺人管理。邹小丽记得，当时荣信达和艺人的合同写得很细，“这一年我给你300万的宣传费，如果超过了，你自己自负盈亏。公司不会像以前一样，像老妈子一样什么都管。我们什么都签到合同里，要给你提供什么服务，给你宣传、推戏，但是你也要完成你的KPI，比方说，可能我一年要给你规定要有300万的收入。”

曾在经纪行业里风头无两的壹心娱乐，就是管家型的代表。经纪人小洲对壹心的形容是，“服务性经纪公司，就像是租房子的中介”。2019年的综艺《我和我的经纪人》里，壹心娱乐曾公示过它的野心与尴尬。公司合伙人、商务总监代青曾向媒体总结壹心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同时使用了复合制经纪与标准化工作流程，为公司艺人搭建更加科学的服务体系，成为他们的事业伙伴。”

类似的还有泰洋川禾。资深娱乐媒体从业者小岗说，“（这两家）都是曾试图用互联网公司管理方法，去管理娱乐圈的公司。”但随着近几年旗下艺人纷纷出走，这种缺乏业内资源的第三方服务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

毕竟，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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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刚刚踏入娱乐行业的人，都期待遇到一位专业、敬业，又通情达理的艺人老板。但打工人怎么可以对老板抱有期待呢？

一些经纪公司对工作人员的先期业务要求是，熟读几本儿童心理学书籍。“有的公司会认为，艺人就是小孩子。”小洲对此观点不置可否，但她不否认，对待艺人，“你怎么教育小朋友，就怎么哄他们。”

艺人是这样一群人：职业压力导致他们的心态常常不够健康，学历决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他们大多数缺乏社会经验，又在团队里成为真正的、天然的大boss。这种权力某种程度上缺乏有效监督，艺人情绪不稳定、判断不专业，是困扰工作人员的常见问题。

米奇把自己和艺人的关系形容成“伺候”。“曾经经纪人去照顾艺人，是自发、自愿的那种感觉，愿意去给他各方面操持。现在是伺候，充满阶级感。”

米奇过去在经纪公司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如今越发丧失用武之地。她擅长修图，可以对艺人写真被修饰的程度做出专业判断。现在，每一根表情纹、每一道正常的阴影，都在艺人的要求下被抹去。结果就是“完全失真，像个假人”。

米奇的一位同行，最近接了一单十分遭罪的活儿。前段时间热映剧集的女一号，要求修图时把自己的头缩小，“脑袋直接缩了好几圈”。修图师直呼“修吐了”。他把艺人大头切换小头的动图录下来，反复播放，来排解郁闷的心情。这个小小的恶作剧让他“就像出了口气一样，不然真的就憋死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乙方，他们无法对艺人说不。艺人既是公司产品又是公司老板，既决定着团队所有的意志，又要应付无数动辄得咎又难以沟通的粉丝。

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推导：艺人的价值来自流量，流量的高低又取决于粉丝，那么很自然地，无论艺人是否情愿，粉丝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话语权。大到接什么戏、接什么代言，小到工作室文案措辞、艺人的造型风格，粉丝都要一一检阅。

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演绎粉丝与经纪人的矛盾

“有些同行，看到这种现象会非常焦虑，工作要顶着很大的压力。”小洲决定不对粉丝妥协。“外行指导内行是最可怕的。粉丝能看到的东西，只是很小的一面。”她坚决反对粉丝意志倒逼经纪公司行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进程。”

幸运的是，艺人也支持她这种态度——两人这几年的合作培养了理解与默契。但代价是，在微博搜索小洲的真名，会发现艺人的粉丝会找到各种理由，对她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咒骂。

指责出现在绝大多数艺人工作室的微博私信里。每当艺人出席活动，评论区或者私信里都充斥着“你们找的什么化妆师！你们找的什么摄影师！这是什么样的衣服！”之类的愤怒的声音。

“但其实所有的决定都是艺人做的。她是老板，员工只是打工仔，最多最多就是提个建议而已。”

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曾给一位中生代男演员做过宣传的邹小丽回忆，一次综艺里，这位艺人出现了小小的失当。经纪人认为不是什么大事，想以沉默应对，艺人坚持要在微博上郑重地写下道歉。

邹小丽至今对那位艺人的评价都是，重感情，不过度争名逐利，尊重工作人员，尤其是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值得尊敬。

成为老板，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本质上对艺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说话，怎样说话，如何判断一项工作该不该接，以及更重要的——如何应对危机。

自由撰稿人李冰清在微博上描述过明星群体的现状：“很多艺人和团队对于是非没有基本的概念，然后往往又走向一个草木皆兵的极端，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表达。……因为看到有人说错话做错事，那些团队就更不知道分寸怎么把握。再大的杂志，有些采访只给30分钟，有些干脆说‘我们根据提纲给文字回答’。”

至于艺人团队，本该充分发挥专业性和职业性，帮助艺人做出最优判断。但在如今内娱现实的夹缝里，他们只能卷在一种恶性循环中，滚动向前。

乔姗姗依然像救火队员一样，忙着扑灭艺人因为傲慢、愚蠢、没文化、不敬业等原因捅出的各种险情。她曾带过的另一位艺人，因为买粉丝——“可能买了劣质粉”，被微博公示、封号。“好巧不巧，他当时还答应要帮一个品牌发一条微博。”

终于到了乔姗姗在这个职业里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她持续与微博客服沟通，动用各种人脉找到运营人员，写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买水军，盖上公章，发了过去。

当然，保证书也是一纸笑谈。买水军对乔姗姗、对所有艺宣来说，都是如今的基本操作，“没有任何的挣扎、犹豫”。乔姗姗形容自己：“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

来源：腾讯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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