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8日,我调换职位的第一天。在新职位学习时,母亲打来电话说想和我说说话,她说父亲可能不太好,检查说肝上有肿瘤。
我脑子几乎停止转动,甚至不知道怎么接的话,让母亲明天带父亲去市里检查。通话简短,母亲的声音已经慌了神,我也一时反应不过来。
肿瘤、癌症,这两个以前从未想过的词,一下子压在父亲身上。晚饭时心里极乱,慌。在网上查了关于肝癌的种种,心里还有一丝侥幸和期望,期望一切都还不晚。
8月9日,我给父亲打电话,他们已经在市医院挂了号,第二天才能住院检查,晚上先住宾馆。嘱咐父亲白天没事出去逛逛,不能总想着生病的事。父亲说天气热,不想出门。父亲母亲在宾馆里愁眉相对,而我在千里之外心里满是愧疚。
漫长的一天。
次日检查,终于捱到下午出结果,和在县医院的结论一样,肿瘤已经很大,医生说无法手术切除。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很无力、慌乱,她说感觉天塌了,要得病也应该她得病,父亲还要撑起这个家。我很想哭,甚至有些发抖,极力克制自己镇定,安慰母亲,母亲慢慢安定下来,说会按我说的询问医生。
和母亲通完电话,眼泪就掉下来,一个人在会议室努力镇定,想目前要紧的事,是交代了舅舅帮忙照应家里。晚饭只勉强喝几口汤,手一直发抖。
下班回家的路上,几度停下来哭,那种感觉,悲痛,难过,都说不清楚。
二
8月11日、12日是周末,我两天都在家里,也没有吃饭。靠在凳子上呆坐很久,不知道想什么,做什么,实际上心里只充满无能为力的绝望的恐怖。
可怕的事实已无法改变,想着千里之外的母亲陪着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睡着,一股酸楚在心里激荡。我从不曾想过父亲会这么早离我们而去。
49岁的父亲,21岁的我,完全没有报答他丝毫。
脑子里不断浮现和父亲的种种。
想起高二时父亲来学校看我,我们蹲在花坛边上聊了很多。我和他说起自己暗恋班里的一个男生,不知为什么心里竟莫名地委屈,哭了起来。
想起小时候父亲的眼睛被电焊的光刺伤,红着眼睛躺在床上,说嘴唇干。我伏在床边,把宝宝霜慢慢涂在他嘴唇上。
想起父亲送我上大学,下了火车,石家庄正在下雨,北方的天气已经凉了,我们还都穿着短袖。我从行李里拿出外套穿上还是冷,父亲也冻得牙齿在打架。
在去学校的公交车上,父亲说他以前每到一个城市最喜欢没事的时候坐公交车,一两块钱坐到终点站,再换一个线路坐,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看看这个城市。
想起高中时有一次我买了一包520香烟,抽过几支,放在床头。父亲来看我,发现了那包没抽完的烟。晚上下自习回去,父亲只说你好好想想自己在干什么。
事后父亲从不曾再提起这件事,这么多年,我也从未想过再接触香烟。
想起初中时我看的《读者》上的文章和父亲讨论人生,讨论向往的生活。父亲和我说起眼角膜捐献和遗体捐献的事。想起每次回家,晚上都陪父亲看电视,看体育比赛,陪他说说话,听他讲体育赛事的规则。
想起教父亲学电脑,父亲按鼠标时粗糙僵硬的手指。
晚上想得疲惫不堪,很晚了想睡也睡不着。
三
父亲在市里住院一个星期,医生让转院到武汉。父亲不肯转院,怕大医院花钱更多。这时的父亲已不像前几天我劝解的那么豁达,也许在他心里已放弃希望,不想花钱。我极力劝说,父亲终于同意转院到武汉试试。
去武汉前,父亲对我说要捐献遗体。
我听了眼泪一下涌出来,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正常一点。父亲嘱咐我在网上查询这方面的信息,挂了电话,一种无力与命运抵抗的悲痛让我失声痛哭。
父亲在武汉军区总院住院期间,治疗方法和市里差不多,上午打针,下午无事。医生说父亲胆红素太高,只能先降下来,再看用什么方案治疗。母亲说医院每天都有发小广告的人,小广告上大多是哪里的神医用什么祖传秘方治好了某某人的癌症,母亲多次说起想试试,在母亲心里还期待有一丝丝奇迹的可能。
在武汉住院十多天,父亲越来越严重,母亲说父亲瘦得没有人样,肚子却胀很大,下肢也浮肿厉害。医生建议还是回县城治疗,这大概是给父亲判了死刑。
医生是好意想给病人省些钱。
母亲后来说起出院那天,想包车回县城医院,父亲执意不肯,只坐大巴回去。一路上父亲总是夺过母亲手上的行李,说他就是病成这样,也比母亲有力气。
回到县城医院,肿瘤科一样人满为患。母亲直到这时才打电话让我回去,得知父亲患病,我多次要回去照看,父亲母亲都不肯。我请了假,第二天往回赶。
9月6日下午,我回到县医院,初秋,刚下过雨,天气清凉。
找到肿瘤科,父亲的病房,父亲在床上盘腿坐着,两个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小腿上满是抓流血的伤口。父亲瘦得胳膊上的皮肤皱起,像七十多岁的老人的胳膊;整个脸凹进去,眼睛和高高的鼻梁显得更突出。我说:“怎么瘦成这样?”
话未说完,眼泪就掉下来。父亲见到我,就红了眼睛。
上次回家是四月份,临走时父亲做了香椿芽煎蛋、土豆焖鸡,简单平常的一顿饭。
人生难料,那竟是父亲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
父亲的病房有两排,共五个病床,父亲这一排三个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另一排两个病床暂时没有人;阳台上也加有一个病床。肿瘤科的每条走廊都排着病床,照顾病人的家属在走廊上煮饭菜。这里的病人大都瘦骨嶙峋,眼睛凹陷;他们或坐或躺,表情里看不到生机。有人吊着尿袋,有人戴着帽子,有人床边放着轮椅。照顾病人的家属多半是配偶常在,他们的脸上也写满了不安和恐怖。
同病房患乳腺癌的中年妇女,切除了一边乳房,复发做化疗,戴假发。她说起做完乳房切除手术后,两个孩子看到长长的刀疤,哭成泪人。另一个老太太患肺癌,老伴在旁照顾。两人都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老爷子心态很好,风趣幽默,经常哄着老太太高兴。母亲几次说,能和父亲一起活到他们这个年纪也满足了。
楼梯转角的病房,有个女人因为疼痛每天夜里哭喊很久,检查出癌症后,她的丈夫就弃她不顾。隔壁病房,前天晚上从武汉转回来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不知是患的什么癌,当天夜里就在病房死去了。父亲病房住进一个中年妇女,一样患肝癌,刚检查出来,丈夫和子女都认为治不好了,不想再花钱,住院两天就出院了。
癌症病房里人来人往,每天都有新面孔住进来,也能看到坐着轮椅或者躺在病床上被推着去做检查的人,每天都能听到家属来接去世的亲人时放的鞭炮声。
四
因为胆红素过高,父亲的皮肤和眼睛发黄,腹部鼓起,腿部浮肿、瘙痒,只能擦风油精暂时缓解,腿上满是抓伤。尽管很饿,父亲很难吃下饭,尽管很饿。口渴的时候我用棉签蘸水涂在父亲嘴唇上,或者剥几颗石榴籽。母亲听说西兰花和鳝鱼抗癌,买来做给父亲吃,父亲怎么也吃不下,说,“肚子饱饱的塞不下呀!”
有一天,医生说另外一个市的医生来医院做学术交流,父亲可能还有机会做手术切除肿瘤,这一线希望让全家都很高兴。上午我推着轮椅带父亲做核磁共振检查,父亲已虚弱得需要搀扶着躺下。我看着走廊上人来人往的病人、家属,有一瞬间仿佛自己是个局外人。下午,检查结果就出来了,父亲因为肝脏肿瘤太大,压迫脾脏血管和胆管,做手术的风险太大,极大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流着泪,声音发抖地问医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医生给我看他电脑上的病例,都是肿瘤患者,有一个女孩才12岁。
那像是一份死神记录簿。
后来,母亲听说邻县有个中医专门治疗肝癌,正好哥哥回来了,我和母亲回家安顿好家里,骑摩托车去找那个中医。老中医听完父亲的病情,说来得太晚了,早些来或许还有把握,但母亲让医生开了两副中药。
回家的路上,母亲骑摩托车带着我,一路跟我说父亲的事。
她说父亲一辈子心善,年轻时总想收养没人要的弃婴,说起父亲不仅经常把饭菜还把自己的棉衣给乞讨的可怜人。说起父亲如何能吃苦,一辈子从没听过他说累。说起父亲一辈子也不贪吃,也不爱玩。说起父亲一直把外公外婆当父母看待,外婆去世前昏睡十一天,父亲一直守在床边;最后几天舅舅不敢守夜,都是父亲守着外婆。说起父亲一辈子对她的尊重和爱护,家里大事小事都没让她操过心。
母亲也说起父亲一辈子脾气耿直,说话不会拐弯,因此不讨奶奶喜欢,母子俩从来不和。说起父亲这几年脾性大变,经常和她吵架;吵完架父亲也说当时控制不了火气,过后心里也后悔。说起父亲在武汉住院时发脾气,甚至踢了她一脚。
母亲说起很多“你爸一辈子……”我在后面听着,不时回过头看身后通往天边的小路,路两边金黄的稻子,天边通红的夕阳越来越沉,越来越暗。
回到家天快要黑了,母亲一再坚持晚上要赶回医院,要尽快让父亲把中药喝了。她带着我骑着摩托车,往离家五十多公里的医院赶。天越来越黑,国道上没有路灯,摩托车的车灯只能照到两米开外,母亲开得小心翼翼,尽量沿着路边的白线走,我也眼睛瞪大,紧张得盯着前面,最怕对面不时迎来开着大灯的大货车。半路上摩托车还是撞到路边的树上,母亲和我吓出一身汗,缓过神来继续往医院赶。
五
中药也没有让父亲好转。
父亲的精神越来越差,排尿困难,每次艰难地从病床起来,母亲搀扶着去厕所,呆很久,只能排出一点。我去买了成人纸尿裤,想让父亲不必再去厕所,父亲怎么也不肯用。医生给父亲插了尿管排尿。病成这样,做人的尊严一点点垮塌。
我抽空去武汉军区医院打印费用清单,用于报销。医院一楼的大厅宽阔而拥挤,电梯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挂号、收费处、自助查询机、楼梯,让人晕眩。
一眼望去,都是匆忙的人群。这个现代流程就医的大医院,第一次来的我也有些忙乱,想起母亲带着病重的父亲来住院办的各种手续,恨自己回来太晚。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再次跟我提起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事。
我查到相关电话打过去咨询,说明父亲的情况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父亲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捐献眼角膜,捐献遗体要自己先到武汉登记,病人去世后再通知他们。父亲起来上厕所已经很艰难,怎么能再折腾去武汉?工作人员只是说他们不能过来办理手续,想到这件事父亲想过很多年,现在没有生的机会,死后想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也没有机会,心里的悲痛不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
医生跟我们家属说了父亲接下来病情发展,让我们要有准备。最后的几天,每次当我听到医院外的鞭炮声,我都心惊胆颤。
六
9月19日上午,医生查完房,跟我和母亲说父亲抬头纹已经散了,恐怕时间不多,最好今天办出院。我不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只看到母亲眼神里充满恐怖。
哥哥回家安排车接父亲,我办理出院手续,去药店买氧气袋。父亲这时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催问车怎么还不来,糊涂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接父亲的车到了医院,天刚刚黑。
怕路上颠簸,哥哥垫了几床被子给父亲。收拾完行李,推着轮椅把父亲送上车。父亲虚弱地躺在车厢里,我和母亲、哥哥围在父亲身边坐。车慢慢开出医院,慢慢驶离县城。天黑下来,初秋的夜,有些凉,空气里有淡淡的桂花香气,路两边树的黑影一个一个往后划。父亲昏睡,一路上我们母子三人谁也没有说话。
这条回家的路,走过无数次,每一处的房子、树、水塘,都熟悉在心,可这一次的归途只看到漆黑的天。车到家,哥哥把父亲从车上背到堂屋临时放置的床上,父亲的精神已经很差了。母亲坚持夜里她来守夜,让我和哥哥休息。
第二天早上,母亲让我去给父亲买衣服,冲冲喜。
我在街上给父亲选西服,接到母亲电话,哭喊着说父亲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我冲出服装店,在街上拦下一个认识的人骑摩托车带我回家。还没到家,就传来鞭炮声,走到门口,我两腿发软,跌撞地进屋,跪倒在父亲床前大哭。
父亲从确诊肝癌到去世,不过40天时间。
父亲去世的那天早上吃下了一碗稀饭,还和来看望他的一个老朋友说着话。
是突然就不行了,甚至准备的氧气袋也没来得及用。
办完父亲的丧事,在家里陪母亲几天,我离家回去上班。
憔悴的母亲送我到车站,依依不舍。
有时母亲说,父亲后面几年突然经常对她发脾气,尤其是生病住院期间更甚,肯定是前二十几年父亲对她太好了,后面是为了让母亲烦他、恨他,好让母亲在他走了之后不会太记挂。可是,即便在父亲最后的时间,经常冲母亲发火,也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护士给父亲打针,开的药和前几天不一样,我随口问护士这种药有什么药效,父亲急躁地说‘你问这做什么,人家说了你也不懂’。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歉意地跟我说,护士那么忙,没有时间跟每个人解释那么多。
而今,父亲去世九年,母亲苍老很多。最初的几年,她一直期盼在某个特殊的日子父亲会像以前出门干活一样,天快黑的时候就回家。慢慢地,母亲接受了父亲的离世,她总是爱说,“就算你爸得个别的癌也好,像你姨夫那样,胃癌也活了好几年,我也能伺候他几年。他就算跟别人一样瘫床上让我伺候几年也好。”
而我,很多迷茫的时候,我总是想,如果父亲在,能和父亲说说,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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