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失业之后：换一种活法

我们将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这实在是人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那意味着我们要如何认识自己。说到底，不是学识、性情、成败输赢，而是“选择”定义了“我是谁”。有时“选择”是随波逐流，是生活重压下的身不由己，有时就代表着放弃，仅仅是认输的表现。但人生中总有些真诚的向往，总有些不甘之心，生活愈是动荡愈是不可磨灭，如耳语般催促着我们，去冒险，去耗尽心力，作出独属于“我”的选择。

以下这篇文章来自维舟，他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大都会中的职场精英，又是书评人、专栏作家，他的职业身份让他受益于经济的奋进，那暗含着“生活必将越来越好”的信念，而诚实的讲，所谓人生的未来其实也建基于此。他的书评人身份（他对历史和学理情有独钟），又让他常常回望过去，潜沉于和“奋进”保持距离的精神空间，那里智识生活值得怀念，一切值得怀疑。他是人到中年的父亲、丈夫，也是年迈母亲的儿子，还是尝试在公共场域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既有的轨道中运行，有时“左右逢源”，有时“左右为难”。直到疫情后，他失业了，然后是失业后的失业，在一切坚固之物都烟消云散的时代，物质生活遭到挑战，精神生活也遇到危机，在不可测的人生之海上，他努力寻找新的方向，作出新的选择。他的故事，也可以看成“大历史”之下，个人的载沉载浮之余，当千钧之力压顶，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回击和求索。

撰文丨维舟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失业

我曾无数次想过什么时候换个活法，但都不曾料想到最后会是这样开始。

去年4月14日黄昏，正要关上电脑下班，公司人事忽然来找我，说要谈谈关于“结构调整”的事。疫情之下，我也有预感，毕竟此前集团已裁了一波，四分之一的人都走了，上海总部这边的同事间早就在议论纷纷是否还有第二、第三波。作为一家广告公司，受疫情的打击，公司几乎所有客户的销售额都大幅下滑，广告支出自然也随之削减。我只是没想到“失业”这么快落到自己头上，毕竟五年多来，我也没什么失职的地方，而这个职位也是需要人的。

回头想想，那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侥幸与乐观。平心而论，东家给出的大礼包已算得仁慈：月底离职，N+2的赔偿；如果集团经营好转，将优先返聘（这当然听听就好）；也可以待岗两个月，但如果两个月后仍无法在内部找到合适的职位，赔偿方案会比现在差。

走出大楼的时候，我就已准备好了接受：就算勉强留下来，我的处境也不会变得更好。有些幸存下来的同事后来还说，倒是羡慕像我这样走了的，因为留下来的也不知何时会上清单，何况人少了，工作量却没减，这意味着每个人分摊到的活更多了。这不全然只是宽慰人的话，至少确实有几个同事后来忍受不住工作压力，自己提离职了，那样连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

回家说了，妻子的反应很平静，只是说了句：“穷也有穷的活法。”她多年来一直是自由插画师，没多少收入，如今我的活法眼看着也跟她一样了，谁都知道这要维系原来的生活是不可能了。深夜里，她悄声和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她只是怪我不该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因为岳母看到后很紧张，再三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来不喜欢跟家人隐瞒这些，过了些天，回崇明老家，晚饭后去散步，也跟母亲说自己失业了，但告诉她，“你不用为我担心”。她淡淡地说：“我担心也没用啊！妈妈对你有信心，不愁你会饿死，怕只怕现在疫情之下，你一时之间找不到以前那么好的工作，到时自己心里有失落感。”

说实话，起初甚至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感。工作收入固然没了，但由此而来的重荷也因此骤然消失——本来，人到中年之际，日程表几乎不可避免会被排得密不透风。最忙碌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无法预料今天又会突然冒出来什么事，想到这就头痛欲裂。由于事务太多，不得不借助于报事贴，一件件记下来，按优先排序，做完一件勾掉一件——但不止一次，直到母亲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我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生日。

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这种“轻松”更像是“失重”，在没有重力束缚的情况下，整个人可能会轻飘飘地失去方向。以往，我工作和兴趣的边界十分清晰，如今却变得极为模糊：原本在网上写作算是我的“兴趣”，现在慢慢地更像是每天固定的“工作”了，而这甚至还谈不上有什么稳定的收入。

八岁的老二有次看了《哆啦A梦》后跟我说：“里面的妈妈不管多忙，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他们，你听到了吗？虽然你是爸爸，也要像那样。”他比哥哥更需要陪伴，每天都要缠着爸爸“讲故事”，有一次我赶稿实在来不及，他冲着我生气了：“你是不是觉得赚钱养家就够了？”我也不免歉疚。那天黄昏，跟他们兄弟俩一起骑车去江边，老二忽然问：“爸爸，你现在赚多少钱？”这是他第一次问这样的问题。

在度过最初那两三个月后，一个事实逐渐明确了：我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一份满意的全职工作，必须做好长期打算了。

考虑到这一点，我第一次踏进社区中心的大门去领取失业金。按照上海市的规定，我最多可以领取24个月，每月约两千元。尽管这是我应得的，但在窗口办手续的那一刻，不知何故，内心还是不自觉地涌起一阵羞愧感。这似乎是长久以来的工作价值观内化的结果，让人相信“工作”比其它任何状态更有价值，仿佛领取救济金是在不劳而获。

这一年我43岁。

双重生活

多少年以来，我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在日常工作中，我是一个入行二十年的广告人，近十二年来专注于数字营销领域，不谦虚地说，也算是身处行业前沿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但在工作之余，我是“维舟”，以书评人、时评人和专栏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共空间，那是我从小兴趣的延伸，我为自己在重负之下保留的精神生活——网名取自少年时癖好的姜夔词一句，“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渐渐地，这不仅成了我工作之余的镇定剂，甚至像是一个避难所。广告常常都聚焦于那些最新潮和快速变动的事物，因此不免被讥讽为功利和肤浅，而我私底下像鼹鼠一样向内挖掘的文史，却尤为需要沉静、耐心和非功利。

我在大学里就已明白，有必要隐藏自己的爱好，因为广告人通常都是不看书的，他们要捕捉的前沿信息，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印刷成书。更何况我爱读的那些书看起来与本行反差太大，即便同事不怀疑我耽误了工作，大概也难免会觉得我是个怪人。我还记得那时午间在楼下书店买了一本余太山的《古族新考》，被一位同事偶然瞥见，他惊诧地怪叫一声，似笑非笑地说：“大哥，你还对这种书感兴趣？”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我这样的生活是“左右逢源”，但我自己却不免会感觉“左右为难”。我当然不会让自己的兴趣妨碍工作（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但工作却不时会突入到我的业余生活中来——有时晚上到家，吃完饭、洗好澡，正准备写点什么，突然就接到同事打来的紧急电话，请求协助解决某个棘手的难题，客户第二天一早就要看到结果。任你定力再好，在这时候也是无法静下心来再写什么了。

自然也有无数人劝我，不如下决定辞掉工作去读研或专心读书写作，但年复一年，我都拖下来了。

如今回头来看，那是一个乐观的年代，经济腾飞培育了公共言说的兴起。当然，如今“斜杠青年”也并不鲜见，甚至都多到足以构成一种社会现象了。

2017年底，我从一家杂志创刊起写了整整八年多的评论栏目关了，到今年，另一家报纸的书评版也没了，编辑被辞退（他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编辑之一），当初他们还曾给我颁过“2018年度致敬书评人”，我现在有点后悔那时没腾出时间去北京领奖。

在失业之前，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中年危机”，甚至不谦虚地说，当时我不但兼顾职场和兴趣，而且两方面发展得都不错。有时专栏被停掉，这尽管遗憾，但对我而言，毕竟还有其它选择。然而，我的选择在一点点变少，退路似乎也渐渐退无可退，不得不在人到中年之际，面临极其不利的处境。

我当然谈不上幸运，但或许也未必有多倒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风险的时代，可能或迟或早，我们每个人都得意识到：所谓“安全”并不是自己在生活的海面上紧紧抱住那段浮木所能带来的，而只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准备、愿不愿调适、又能不能挺住。要克服这个危机，与其说是找“退路”，不如说是设法“前行”。

那天接受了离职补偿，走出写字楼，在回家的渡轮上，我感到一阵奇怪的如释重负。夜里沉沉的东风从江海深处涌来，迎接我走上未知的旅程。那一刻，我放下了厄运突然临头的惶惑，意识到这也是在推动着我做出选择。我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重新开始。尽管就像许多老人为主角的童话里那样，故事往往是在一种典型的阴郁情景下展开。

寻找自己的“正业”

有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向我伸出援手。比较可行的还是找找和我本职接近的机会，但几次聊下来，发现也都很不容易。

有一家新媒体，去之前我抱着很大期望，引荐人虽然早先未曾谋面，但他读过我写的不少文章，很欣赏我的才华，认为我无论哪方面都是可胜任而绰绰有余的。他这里已没问题，只是需要我和他上面的运营副总裁再面谈一次——那次谈得也很愉快，到最后，那位副总裁说：“你的资历和能力都没问题，只是我们这儿大多都是90后的年轻人，加班加点多；听说你业余还写很多文章，那到时候你顾得过来吗？”

这是不少老板的视角：他们并不认为你在工作之余所表现出来的才华能证明你的价值或有助于工作本身，相反，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冲突的，如果你能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会更好。毫无疑问，我并不想做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实在要选，那我宁可选择放弃那样一份工作，保全自己的精神生活。

那一阵谈了好几份工作机会，大多都是如此。有一家是行业巨头，看起来也是挺前沿的领域，但前提是我“愿意考虑强度更大（责任也更大）的一份新工作”；另一家同样是业内领军的新媒体，前面都相谈甚欢，到最后问到薪资，就再也没下文了。在“后疫情时代”，很多企业想要的都是能“996”且任劳任怨、又廉价的新鲜血液，“35岁以上免谈”已经是应聘时公开的秘密了。

和老同学们聊起，才知我们班高考榜眼的那位高材生，工作了20年后，也失业了。对于像我们这样40岁以上的人来说，倒是想过上以往父辈那种“一眼能看到老”的安稳生活，却发现没这个机会了。有一位大学师兄说，他还不甘心就此到老，想趁未到知天命之年，最后搏一下创业试试，要不然能收留自己的地方不想去，想去的地方又没机会空出来——他自嘲说，人到中年，都是“被逼创业”。

有一次老同事聚会，各自说起近况，有一位谈及自己在本职之余投资了一个儿童游泳池项目，谦称自己“不务正业”。我们原先的老板认真地说：“我看这才是你的正业——应该说，我们都在找自己的“正业”。老同学、老同事见面，前些年还热衷于谈房子、孩子，这一年里最多谈及的却是自己面对中年危机。有几位半是感叹、半是宽慰我，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还好有写作这门手艺，像我这样要是失业了都不知道靠什么活，所以就算老板再压榨，也只能咬紧牙关忍下去。”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应该想清楚了：人生至此，读书写作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才是我的“正业”，也正是这赋予我的生活以意义。就像小说《斯通纳》里的主人公，成长于一个崇尚道德律己的年代，在经历了最压抑的中年后，终于无所顾忌地恢复了对文字、语言的热爱，他内心的自我也一点点苏醒过来：“他曾经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险的，现在开始表现这种爱了，起先还是试探性的，接着大胆勇敢，最后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现了。”

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使命

这种逆势而为的倔强，部分或许是我性格使然，更多地则是我渐渐看清，这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过，之所以能这么做，另一个因素恐怕也同样关键：由于身在外资广告公司多年，我一直是体制外的身份，不必有那么多顾忌，而本职的收入，也尽可以让我不必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做的事。尽管读书写作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但在内心深处，多年来我几乎从未想过靠这养活自己，也就不在乎它给我带来多少收入，我只需要执着于记录、表达就行了，而这归根结底，是我相信中国人应当享有更好的公共智识生活。

之前我也知道，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要单靠写作养活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中国极少有专业的独立书评人、影评人，他们几乎都是“兼职”的——因为单靠写这些稿子根本养不活自己，遑论家人。如今，我算是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二字，乍看带有令人羡慕的气息，但事实上是需要你做好准备承受代价的。我自愿选择这样的活法，只是有时未免对家人心怀歉疚。

2月5日我被迫重开了被自己久已荒废的公众号“维舟”。若不是因为失业，我很可能没有时间精力维持日更的频率。

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生活结构发生了重组：每天一早送孩子上学后，买菜回来，通常就写一篇公众号文章，起初写完就发，慢慢地固定在12点发送，午后就看会书或做做笔记，不下雨的话去公园散散步，晚上再陪孩子们讲讲故事。

但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陪伴家人，因为在失业之后，我要写的稿子也更多了。以前反正白天去上班，倒也眼不见为净，如今爸爸每天就在家里的小房间里码字，说是在赶稿，但也不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会有忙不完的事。

怎么说呢，这是我在失业之后不时都需要面对的坚硬事实：在失去了稳定的收入之后，拿什么来填补那个窟窿。在失业后的半年里，公众号每个月赞赏、流量分成带来的收入平均还不到五千，抵不上原先本职的一个零头，如果纯从收益的角度来说，我似乎根本就不该坚持写下去，还不如给媒体撰稿得来的稿费更有保障。我只是被一股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力量推动着，想把自己在这个时代浪潮中所看到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在家“赋闲”的日子，有时竟比以前不时加班的那些年更容易感到疲惫、腰酸和颈椎痛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安排时间去做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有必要时站立写作——以前我很少真正考虑这些，仿佛那总显得有几分大惊小怪的做作。事实证明，这么做是值得的：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倒是从141斤掉到134斤了，连原先的肚腩都小了一些。

一点点地，我逐渐适应这新的生活步调。久而久之，我甚至觉得就算一直这样下去也不坏，也未必非得找一份全职工作——如果那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现有状态的话。我想起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的，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非前半生的使命，而根据心理学的分析，诸如工作失败之类的非常事件，在强迫人自我改造和发展上常常是必要的。

挺住意味着一切

去年秋天，由我公众号的一位读者引荐，我正式到一家线上教育机构开始自己的兼职生涯。作为特聘顾问，我每周去半天，参与他们的教育选题讨论、网上话题传播和各地教学调研。这既能用到我本职的知识，又和自己对社会观察的兴趣一致，尤其是去昆山花桥、京郊北三县的访谈，和教辅机构的老师、家长、学生面对面，让我看到很多来自第一线的洞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教育”在中国社会绝不仅仅只是教育本身而已，还牵涉到社会、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有了这份兼职的收入托底，我也安心了许多，虽然此后有两次全职的面试机会没能成功，也并不在意了。这至少给了我一个选择的自由权，不必勉强自己去做自己并不真正喜欢的事。

但生活毕竟不是浪漫故事，它仍然一如既往地危机四伏。正当我调整好了节奏，放下心来，5月9日晚上，又接到兼职这家的新通告：公司为了上市，将专注于做产品，调研、策划等部门预算都被砍了，鉴于我是9月17日入职，合同将到5月16日中止。后来我才知道，在这背后更深一层的因素是考虑到“市场乱象”，“在线教育正面临着最强力的监管与整治”，此时减少抛头露面，悄悄“做产品”当然是更明智的选择。

经历了这“失业之后的失业”，我一半的收入就此凭空消失，剩下就只能靠公众号和稿费了。兜了一圈，仿佛我的人生又回到了一年前，且需要从更低的谷底重新开始往上走——毕竟这一次没有赔偿金托底几个月。

如果要问我，失去原本用以谋生的工具与公共言说空间的逼仄，哪一种给我带来的冲击更大，那我的回答是：后者。我知道，大部分人恐怕会选前者，毕竟发点评论不能当饭吃，没了饭碗才活不下去。但对我来说，失业大不了只是少点收入，并不动摇我的生活根基、危及我的自我认知，我仍然可以换个方式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然而，收窄的公共空间，不仅打击了我的精神生活，甚至也打击了我最后的收入来源。在这一意义上，专注于公共言说需要双重的勇气：既承受不确定性，又承受经济压力。

好在也不是头一回经历了，至少自己能看清楚方向，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的精神生活是不可能灭绝的，至少还有内心世界。反而是在这样的挤压之下，让我更加想清楚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准备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它也就不值得我们去追寻。

这既是“如何坚守精神生活”的问题，反过来，也是精神生活本身给予了我坚守的力量。历史学家刘浦江先生中年罹患绝症，在病院里听到有病友整天哀怨，他对学生们说：“这就是因为没有精神寄托，而我和他不同。一个人文学者， 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

我很能体会他内心那种无惧的平静。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觉得精神生活没什么用，又或者是昂贵的奢侈品，但事实上，它构成了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分。这可能是这一年多来我的最大收获：天无绝人之路，换个活法，总能过下去，借用里尔克的话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微信号：guyu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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