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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二本学生们,梦碎大城市

2021-4-2 15:00 热度: 24 责编:一朵梨花压海棠

90后二本学生们,梦碎大城市

随着名校生挺进体制内,给二本学生留下的阶层流动空间更少了。 062111班和1516045班,是黄灯在广东F学院从教时作为班主任带的两届学生,062111班在2006年入学,1516045班在2015年入学,这两届学生,刚好恰恰是80后和90后。 062111班,他们毕业时房价尚且低廉,经济环境也比较好,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好安顿;到了1516045班,高企的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在城市扎根的梦想在毕业进入社会那刻就破灭了。 房价是学生在城市定居的掣肘,也加剧了学生的分化,在062111班,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学生,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大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那些经济条件不成熟的学生,错过了买房的黄金时期,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坑。到了1516045班,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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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入学的062111班的学生曾迎欢的自我介绍是,“逗逼的二胎全职妈妈”。

在校念书时,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爱笑,每次开班会,男生坐成一团,一脸的呆萌和无所谓,青春期的单纯和狡黠,一落眼就能看见;女孩子因为人多,乖乖地按座位坐好,遍布教室的中间位置,迎欢无所顾忌的笑容,恰如一朵放肆开放的花,显露出这个年龄段女孩特有的活力。

班上的女生,除了团支书林桂梅找我多一点,别的学生很少找我,包括迎欢。她们遵守纪律,心态平和,个性不尖锐极端,我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辅导员对女生的抱怨。

迎欢像其他女生一样,淡淡的、静静的,仿佛生活的所有压力、烦忧,都和这个豆蔻年华的孩子无关。毕业八年后,她将自己的生活轨迹表述为:一个十年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在广东拥有六套住房、一辆车、有存款、有理财产品、有股票、有房租”的二胎母亲。

毫无疑问,近十年社会的裂变,以及房地产市场魔术般的变化,在迎欢身上留下了深深印痕。在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女孩的蜕变,很有可能仅仅来源于一个理念和一次机遇。相比班上更多按部就班的同学,她顺着潮流,在市场经济的翻腾中,悄然实现了个人生活的嬗变。

迎欢出生于广东云浮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认准了深圳的大开发机遇,九十年代初期就到深圳去开泥头车,妈妈随后将她和弟弟带到深圳,一家人就此立足。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童年的深圳经验,对她影响深远,“儿时在深圳长大的经历,让我无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她很早就意识到阶层固化的残酷,“都说寒门难出贵子,说实话,阶层和财富,真的限制了很多人的眼界和脚步”。她的人生目标没有停留在返回老家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找个合眼缘的人凑合过日子,然后每天为柴米油盐折腰,而是“游走很多地方,认识很多朋友,品尝各地美食”。

毕业时,她意识到自己没有背景和后台,没有像不少同学那样,选择考公务员以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平时兼职经历过“在天寒地冻的超市门口理货,站在道路中间派传单,在广告公司熬几个半宿还被训得一无是处,当个财经网站的实习生才发现生活处处是套路”的各种折腾后,她同时放弃了学校最大的就业优势,没有选择进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这种一进去就必须站柜台、跑业务的工种,让她一眼就看清了前景和真相,她不想在含金量不高的工作历练中,浪费宝贵的青春试错机会。

生活确实残酷,她很早就看清这点,但没有退缩。

一毕业,迎欢就决定去北京,当了一年北漂。这对一个广东长大、念书的女孩而言,几乎算得上大胆之举。在花光奖学金后,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圣佳力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当助理研究员,她服务的客户包括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铁建总部及其子公司等各种央企。被安排进“建筑组”后,她出色完成《2010年下半年建筑行业发展报告》的写作任务,由此在单位站稳了脚跟。

北京再一次让她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财经公关负责帮助上市公司办理各项上市流程;《经理人》杂志记者能面对面和王中磊、王中军、雷军这些大咖谈笑风生;不起眼的淘宝卖家,每日入账万多元;武警警花转业成为企业精英;一脸呆萌的娃娃脸,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广告设计师每晚都咆哮着甲方的不合理要求”等等。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了生活的丰富和各种可能,也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学历和经验劣势。

第二年,外婆去世,她没能和老人家见上一面,这让她意识到自己离家确实太远,她毅然辞职,回到了广东。

北京的工作经历,为她回广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她的第二份工作,再一次出人意料,没有留在广州而是选择了云浮新兴的凌丰集团——一家专营国内外不锈钢餐厨具的生产制造商。

公司尽管地处偏僻,却给她提供了足够大的发展平台。她的编辑经验、良好的写作功底、在北京参与上市公司运作的资历,以及察言观色的能力,让她很快脱颖而出。她临危受命,不但一个人独自编辑企业报纸,面对别人的临阵脱逃,甚至独自主持过集团新春的团拜会。

对非名校学历的迎欢而言,她最大的特点,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都能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始终知道自己需要并能达成的目标。她不卑不亢,时刻意识到工作中若要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必须具有相应的价值,单纯吹牛拍马,在“求贤若渴”的三四线城市私企中并不可行。

不止一次,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她甚至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胆大,敢怼他们”;更重要的是,工作之余,她总是不忘提醒自己加强学习,一有空,就和搭档翻查公司过去的资料,在她看来,“功在平时,不了解历史,就写不出能产生共鸣的文章来”。

在凌丰公司的两年,是她成长最快的时光,她一直坚信,“从工作获得的成长,不在乎工作时间的长度,而在于工作的深度,以及共事人的层次”。

2

迎欢人生的转机出现在婚后。她戏称,尽管小时候的梦想是当CEO,但最后也仅仅是在管理家庭层面,实现了这一目标。丈夫和迎欢是同届校友,也是云浮老乡,在县城长大,“家境说不上太好,也说不上坏”。

他在校时,学的是外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一家进口水果公司负责采购和翻译,身上既有广东人传统的坚韧、质朴的特征,也有市场经济搏击中灵活的一面。除了本职工作,他会抓紧一切机会赚钱,会加班给一些外商做报表,也会根据情况额外揽一些业务,“接一柜生意,会赚到几万块钱,接十几二十柜,利润会更高。丈夫单位包吃包住,他很节俭,没有任何额外的开销,会将所有的收入存起来”。

尽管工作很忙,但付出还是获得了回报。2012年,两人准备结婚,最后决定如果要继续在广州立足,就必须买房,“安居乐业”是根植于他们骨子里的观念,此前租房的经历,更让他们坚定买房的信念。“第一套房,总价七十万,两边亲人借了十几万,我们自己借了十几万,因为贷款麻烦,房款一次付清,当年,我们就还清了所有欠款,丈夫的储蓄起到了很大作用。”

婚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后,迎欢决定放弃工作,当了全职妈妈。尽管不在职场,但迎欢对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充满警惕,她依旧会留意政策风向、金融市场的动态,并进行适当理财提升家庭收入。

第二年,还清债务后又有了几万盈余,朋友拉他们去看房,第二套房就在无意中促成。“我和丈夫从来不追名牌,不注重享受,比较踏实,总认为钱要花到实处。”此后,伴随两个孩子出生而来的落户、学区、优质学位的需求,经过权衡和计算,迎欢和丈夫都习惯用买房去解决。“就是钱滚钱,我们尽量将现有资产盘活”,从2012年开始,他们几乎以每年一套房的速度,迅速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值。

回想毕业几年的经历,迎欢发自内心庆幸没有回老家过按部就班的安稳生活,庆幸父母让她从小在深圳获得了更多见识。“我们八零后一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代,也是稳打稳扎的一代,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与其抱怨当喷子,不如踏踏实实做事情,毕竟,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也有了更多公平。”

3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迎欢构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他1987年出生于芳村,现在一家人依旧生活在芳村。爸爸是四会人,妈妈是顺德人。

二十几年前,在一家药品公司当党委书记的爷爷提前退休,根据当年的惯例,爸爸顶职进了药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员。十几年前药材公司解散后,爸爸失去正式工作,找了一份保安的活,一直干到几年前退休为止。

妈妈曾是芳村一家自行车厂的职工,在胜轩念小学的时候,因为效益不好,自行车厂解散,妈妈随之也成为下岗工人。

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下岗后,爸爸不久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主要是卖咸水鱼、鸡翅,冬天卖一些冰冻的羊肉,以及冰鲜的鱿鱼”。

在胜轩的记忆里,父母冰鲜档的工作非常辛苦,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

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爸爸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找到一个通融的办法,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这处平房舅舅曾经住过,舅舅和爸爸原本在同一单位,爸爸下岗不久,舅舅也下岗了。

到初二时,市政道路扩建,爸爸使用几年的小平房面临拆迁。爸爸的单位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希望爸爸能早点搬出来,并承诺可以安排进单位的其他房子,外加几个月的房租补贴。但爸爸识破了他们的主意,和另外三户生活困难的人家没有答应。在最后坚持的住户中,有一个阿伯的女婿出面和开发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每户获得了四万元的补偿。

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芳村,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他们居住过的平房,离现在的白鹤洞地铁仅一百米,爸爸上班的药材公司和妈妈上班的自行车厂,也离家很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

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除了老旧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屈辱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包租婆特别厉害,她出租很多房子,但我无法形容她的吝啬”。因为无法忍受包租婆的脾气,父母决定在拆迁补偿的基础上,借钱买一套住房。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很快出手,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红利,颤颤巍巍做出的大胆、英明决定。

尽管此后的生活,主要围绕还债和孩子两大主题,但回过头看,这个决定,在他们失去正式工作以后,帮家人获得了在广州生存的坚定支撑。虽然在此后的房价飙升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更换更大的房子,但这一次出手,事实上成为父母给胜轩创造的最大财富。

4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身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十二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八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下岗的历史潮流,曾让一个个稳定的家庭分崩离析,其对个体和家庭带来的隐秘创伤,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在我离开工厂师傅后,竟会因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们的孩子相见。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将这种后果,归结到大学期间缺乏职业规划。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见胜轩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是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和他聊起这段经历,他反复提到两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胜轩的工作非常杂乱,“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公司待遇低(干了四年,到离职时,月薪仅仅两千多元),人际关系复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势女领导对他的压制。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几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真正学点东西。

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从下决心,到考试,到入职新单位,一个星期”。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

胜轩以网络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

“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

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

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在基层单位,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试,其实领导早就做了决定。”胜轩目前的工资,除去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个月还有三千九百元。毕业八年,他的存款不到一万,他笑着,“不出去旅游或者其他享乐,倒也饿不死”。

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境况,既然转为公务员编制的可能为零,那么,民政专职的岗位,对他而言,不过权宜之计。他帮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岁,除了两千元退休金,必须依靠兼职打工,维持开销。

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

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四年前,胜轩参加过省考的公务员招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尽管最终没有选上,却进一步坚定了他考公务员的决心。接连三年,他年年参加,从未落下,“有两年考老家四会的财政局,还有一次考农业局,反正都考家乡的岗位,广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除了考公务员,他还摸清了广州市事业单位的招聘规律,利用周末去参加各类招考,“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尽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有些单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对厉害的竞争对手,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两百多人竞争一个名额。

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

胜轩始终认为考试技巧很重要,始终认为自己知识准备得不充分,尽管一次次失败,早已让他看清现实,“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还是对考试的突围心存幻想。“事业单位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他将此当作一项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在乎已经考得麻木。

胜轩考公务员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务员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考公务员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

062111班学生毕业多年的实践,不过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

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

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我知道,对062111班的孩子而言,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务员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胜轩将自己的一次次挫败,归结到职业规划出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部分来自背后那个羸弱的家庭。

摆在胜轩面前的出路越来越清晰,但选择也越来越逼仄。随着考公务员的日趋白热化,他已不占任何优势,考广州的事业单位,三十五岁的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明白要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只有创业一条路。在大多数同学都已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

“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这个可以算的,绝对买不起。”平心而论,下岗的父母能够自食其力,已让他倍感欣慰,两位老人好不容易从生活的泥泞中挣扎出来,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家庭那样,轻而易举地给独子提供购置婚房的首付。对他这样的八零后而言,想买房,如果凑不齐首付,一切都是白搭。

大时代的裂变早就开始,而且还将继续。

综观这个时代,可以发现,近十年内,顺着潮流,买房是个体获得巨额财富的捷径。如果信奉劳动的价值,在房价相对平稳的时机,不愿加杠杆、不愿欠债,错过一步,可能就步步皆错,几年以后,就会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说到底,胜轩和迎欢都是努力的个体,都来自普通的家庭,两者的差距,不过在特定时期,是否拿得出一个首付。对胜轩而言,错过买房的最佳时期,在热闹繁华的广州,他此后的生活,将不得不为别人眼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苦苦挣扎。

在小小的062111班,仅仅八年时间,从同一时刻出发,个体命运的差异已显露无遗,群体分化的现实更是触目惊心。

相比更多孩子在时代夹缝中所享受的光芒,这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

5

062111班毕业五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统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该班大一时,在肇庆校区),再一次担任班主任,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间相差了九年。

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踏实的庆幸。

但通过近十年公共课、专业课上与孩子们的接触和观察,我感觉趋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就算我所面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

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种无法穷尽所有个体感知的清晰印象,是来自个别的偶然倾诉,还是包蕴了一个群体的确定趋势?

胡小芬1996年出生在湛江徐闻锦和镇,徐闻是广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隔海就是海南省。她有四个兄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2017年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弟弟在徐闻中学读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学六年级。

爸爸之前在家务农,因为收入太少,只得离家寻找门路。由于没有技术,爸爸主要在徐闻周边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稳定性,收入并无保障。妈妈先后在湛江、徐闻打工,主要是在广场擦皮鞋。

因为想要一个男孩,在有了两个女儿后,待小芬念到小学五年级时,父母一直在外面断断续续躲计划生育,顺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有一段时间的留守经历。弟弟出生后,妈妈又怀孕了,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又是一个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来,这样,小芬就多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随妈妈到了湛江。六年级第一学期,她就读在湛江市区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学费贵,妈妈负担起来过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

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毕业,都待在奶奶身边,和奶奶共同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

到小芬念初二时,爸爸也决定外出打工,并带上三个弟弟、妹妹。小芬选择独自留下,一个人守着奶奶,初中三年的学费,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费主要依靠奶奶去海边挖螺、种甘蔗、养家禽。奶奶出生在对面的海岛上,从小在海边长大,人非常灵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独自将孩子拉扯大的。

小芬明显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在妈妈生下弟弟交完罚款后开始变差的,没生弟弟前,妈妈在镇上的墟里卖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时,家里已盖了村里的第一个独立厨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盖的瓦房。

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罚了一万多超生款,还因为妈妈要带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开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撑。一直到现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换了楼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房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个房间,中间有个放牌位的厅,房子现在到处漏水,奶奶存了一点点钱,好不容易换了个屋顶”。家里的人气也越来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个人。

村里有一个图书馆,是小芬经常去借书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奶奶只要两姐妹进入图书馆,就很开心,在老人家看来,只要翻开书,就是在学习,哪怕她们看的是《爆笑校园》。

除了图书馆对小芬的滋养,乡村对小芬的馈赠,更多来自徐闻村庄随处可见的戏台,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节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就是看雷剧,带上孙女小芬一起观看,无意中培养了小芬对雷剧的兴趣。

(编者注:雷剧,原名大歌班,因早期以雷州歌曲调为声腔,曾名“雷州歌剧”,广东省雷州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小芬一直深感庆幸的事情,是父母尽管重男,但不轻女。他们四姊妹的学习,始终是爸爸妈妈最为看重的事情。高中阶段,小芬考上了徐闻一所中学,父母承担不起孩子们在湛江的学习费用,决定转移到徐闻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学费。

对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她极为感激父母能够陪她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样,很小的时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觉得就算到了五年级,也还是不宜离开父母,小孩天然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但她明白,父母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会难以为继。

多年来,真正让小芬一家人发愁的事情,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在徐闻打散工,一年的收入仅有一万多元;天气冷的时候,妈妈擦鞋一天,勉强可以挣到一百元,而天气暖热,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到。但广东的天气,真正寒冷的时光,总是出奇的短暂。奶奶年龄已大,没有任何收入,除了两个姑姑偶尔接济一点,还得靠政府补贴。

小芬深知家里的状况,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兼职,不找家里要生活费。大一在肇庆校区,她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饭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个小时,每月能挣六百元,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轮到递交补助申请时,她也会按时填表格;而就读华南农业大学的妹妹,来自同样的家庭,就是不向学校递交任何助学金申请表,这让父母恼火,也让小芬恼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够少一点,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临近毕业,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够考公务员,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孙女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小芬尽管对未来并没有确定的预期,但回湛江的目标非常坚定。“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欢雷剧,湛江有雷剧,我希望工作和雷剧有关。”

6

我从内地来到南方,在广东从教十几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事情,来自计生政策对学生的影响。我原本以为,只有在计生政策并未完全执行的七十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极为常见,我从来没有想到,课堂上的学生,会完全颠覆我此前的认知。对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学生而言,父母“躲计划生育”的经历,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生活常态,伴随这一无从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随父母居无定所,成为他们必须承担的隐匿痛苦。

与多子女相伴的现实,是贫穷。贫穷对学生的心灵伤害,同样触目惊心。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之内地,应该光鲜很多,而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比较起来,并无明显优势,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落后。

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多子女家庭,因为亲子关系欠缺所致的孤独童年、留守经历,同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小芬不否认父母五年级后离开她的遗憾,显然,对她们而言,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团聚的家人,是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压力大,父母的主要职责,都在为生计忙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成为父母无奈但必然的选择和代价。

多年来,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对学生而言,伤害最深的并不是贫穷,而是缺爱,童年缺乏关爱的孩子,到了大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卑,内心无所依傍,始终有一个无法填充的黑洞。2018年6月,一名留守女孩,在毕业之前,袒露了相似的心迹,“做事永远小心谨慎,除了自己,谁都不敢依靠和信赖”。

当然,对即将结束大学时代的1516045班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一种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为他们真实又沉重的情绪。

1516045班,客观而言,不管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好,一直是我们学校在广东高校中拥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还是难掩学生对未来和前途的深重担忧,很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早早谋划考研,班上考研学生的比例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

对农村孩子而言,经历过大一的兴奋期后,一旦认清真相,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后,往往会陷入长久的情绪低落期。但我没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长,以至大四来临,还没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经历过和学生的常规谈心,并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认,在网络貌似平等的空间以外,在私下的场合,他们曾经用另一套语言,向我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维度,在很多方面,他们接续了062111班已经开始分化的事实,并且呈现出强化的趋势。

7

毕业季来临,校园内到处都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打着领结、穿着皮鞋的年轻人。他们脸蛋洁净、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刚刚进校时的好奇、新鲜,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的时光确实很快,熬过大一的迷茫,进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

大四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大四是他们沟通两者的时间窗口,39路公交车站,成为他们通向外面的起点。

龙洞的房价,随着六号线的开通,已经毫不掩饰地嗖嗖上涨。对062111班而言,“房价”这个词,从未进入他们大学生活的视域,谁都没有想到,“房子”在他们毕业后的日子,悄然成为同窗分化的关键。

但对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车站无处不在的房地产广告,不远处龙洞步行街的租房张贴,他们无法视而不见。

课堂上,莫源盛坦称从大一开始就关注房价。他们那个小镇,在他念高中时,首付只要一万多就可以办理入住,他外婆的那个广西小镇,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样只要一万多就可以换来钥匙。

他不能理解,2016年从肇庆校区回到广州时,龙洞的房价还不到三万,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内,像服了兴奋剂一般飙升到了四五万,数字的变化,恰如魔幻,让他诧异,也让他心惊。校园内弥漫的金融氛围,对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有渗透,一场和数字有关的游戏,看似和这个群体无关,但实际上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

源盛考上大学时,村里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对他说:“你就好了,读大学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觉无奈,不知怎样回答。从郁南遥远的大山,到达广州算不上中心的龙洞,赤裸的房价,将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览无余。这个有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在大一的时候,曾偷偷写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课的发言中,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告知他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打着火把才行。

他来到广州念大学后,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习惯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虚幻和抚慰中;他悄悄地关注现实,房价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来可能性的尺度。他原本以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很多,现在发现,自己能握住的东西并不太多。

大二时,他曾偷偷留意师兄、师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点的单位,“非985,211,非硕士不可”;为了体验真实的上班族生活,他挤地铁、挤公交去市内兼职,“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龄人中间,流行“活着就好”的信条。

他想起村里人对大学的想象,但坚硬的广州,算来算去,仿佛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在此驻留。他在默默的观察中,和小芬一样,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乡。

胡小芬同样知道广州的真实房价。当初高考时,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书,她小姑嫁到雷州县,奶奶都嫌远。

她离家的范围,妈妈的标准是,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标准是,只能在徐闻。小芬告诉她们,“现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钱就可以了”。“那万一没钱呢?嫁得近,过年回来能见双方父母,嫁得远,过年回来只能见一方父母”。妈妈的回答,让她无话可说,却也无意中卸除了她对广州曾有的幻觉,她内心坚定了回家的决心,奶奶和妈妈的召唤,对她极为重要。

她从大一开始,就着手考教师资格证,她知道应该趁早为回家做好该有的准备。“广州的房子贵得离谱,现在想也没用,爸妈五十多了,根本帮不上忙,奶奶说,爸爸还指望我毕业后,回村给家人盖一栋房。”

对1516045班而言,临近毕业,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还不到一年。刘早亮对自己的梦想,有过明确的描述,“有个稳定、简单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样,娶个老婆,有个孩子,没有要发大财、开豪车的想法,只想过得简简单单”。

早亮从来没有想过待在乡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对此深有感触。妈妈为了增强他读书的动力,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干活,从无任何娇惯。他从小体验过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饭、喂猪这些同龄人陌生的活计,他拿捏准确、得心应手,对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他保有深刻的记忆。

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农村,他们所经受的辛劳,不忍儿子复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还未到结婚的年龄,但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念头,就牢牢扎根在心底,这种生命的直觉,显然来自父母的灌输。

他偶尔会有留在广州的愿望,但“看到房价,心都凉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乡小城的可能,他感觉要过一种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艰难、非常不易。

早亮妈妈来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广东打工期间,认识了丈夫,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妈妈留在家里,再也没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我想起早亮妈妈在收割红薯的地里,谈起大城市的房价,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广州到小江的距离,逐渐弥漫在那张乐观、坚韧的脸上。

我第一次意识到,城市和乡村的隔离,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确定,农村妇女,也并不支持我此前的成见,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早亮考上大学,一直是这个远嫁的四川女子最强大的支撑,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经营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坚持每一项能给家里带来收入的生计。

村里没有孩子念书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气派的楼房。妈妈对早亮毕业以后的处境,没有具体的感知,儿子带回来的关于广州房价的叙述,叠加上她熟知的家乡小城的房价信息,这冷冰冰的数字,不经意中瓦解了一个女人朦朦胧胧的确信。

无论她如何强调,“不怕的,没有关系的”,我始终难以忘怀脑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晖的傍晚,在收割红薯的地里,在谈论房价不经意的叹息中,一个农家妇女,对房子和孩子命运之间关联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价”已成为我和1516045班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的事实,151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

对我而言,这明显的蜕变,中间的距离只有九年,如果说,062111班已经显露的分化让我担心,那么,对1516045班而言,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缄默和放弃,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价对国家而言,只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术语,但对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则是他们在离开学生宿舍后,锅碗瓢盆必须搁置的地方,他们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质量,都与此紧密关联。

随着对1516045班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从刚接手时的隔膜,网络的屏障不再成为我担心的理由。我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用网络以外的语言,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叙述,我害怕一个固化、无出路的群体,变为残酷的现实。在孩子们偶尔扮酷的表达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

这一代孩子,面对自己的处境,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的这些现实,会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

时代就这样将一群孩子架在钢丝上。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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