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怎么极尽奢华，又是怎么快速衰落的？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面讲过晋商，因为这伙人离边境比较近，又加上山地较多，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粮食（这个理由非常关键），就开始搞副业。

晋商的发家主要是靠倒腾军用物资，就像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日本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的韩国，因为在明清战争的时候给清朝提供了不少物资，有力地资助了清朝入关，所以在清朝混了个“八大皇商”，实力强名声也大。

而我们今天主要讲讲与晋商齐名的徽商。徽商号称历经六百年，辉煌三百年，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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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从哪来的？

我们首先说一个概念，徽商的徽，不是指安徽，而是指古代的徽州。事实上，安徽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本身就很晚，直到1667年，也就是康熙亲政的那一年，才出现了安徽省，名字的由来就是在安庆和徽州各取了一个字。

徽州比安徽小得多，我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大概就在下图的那撮山里，就算不了解地理，大概一看，就知道这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古代无论是交通还是通讯，都非常不发达，高昂的物流成本基本上抹平了利润空间，除非有水路运输，否则最后只能赚个辛苦钱。

一般讲徽商之所以能成功，都会提到一个被动因素：地稀人稠。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人口密度太大，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徽州这个地方，山多地少，大致“七山半水半分田, 两分道路和庄园”。

但是根据动态平衡，一个地方能养活多少人，那就会有多少人，既然这个地方种不出足够的粮食，那我就换个地方扎根播种，就跟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似的，当地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于是就向东南亚扩张，现在东南亚两千万华人，大部分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徽州这地方本来没啥人，但是从西晋开始的北方战乱让大批的士族涌进了徽州，也就是所谓的“衣冠南渡”，包括后面的唐末和南宋初，徽州的人口一直都在上升，但是人地矛盾并不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北方士族虽然带来了需要吃粮食的人，但是也带来了先进的产粮技术，自带吃饭的方式，形成了难得的自给自足。

那我们为啥要强调这个过程，因为它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北方士族而来的，还有尊儒的思潮，并且形成了大名鼎鼎的朱程理学，朱熹朱老夫子就是徽州人。

徽州本地更是出现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景象，意思就是即使在几十个人的村里，都要弄个学堂，找个老夫子给大家普及孔孟之道，正经的再穷不能穷教育。

按道理，这样的结果将是徽州盛产读书人，徽州也确实是文化宝库，孕育出来了教育、理学、朴学、刻书、画派、篆刻、建筑、园林、医学等等，徽州文化的蓬勃发展跟其尊儒重文是分不开的。

但是从南宋开始，生产力开始停滞不前，人口却持续增长，明初朱元璋当政的时候，人口达到了58万之多。人均占有耕地数呈现出崩盘式下降，南宋这个数字还在10亩左右，到了元朝就腰斩变成了4亩，明朝万历年间，更是只有2.2亩，清朝康熙年间则下探到1.9亩。明清时代，一个人需要四亩耕地才能吃饱，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徽州才出现了地稀人稠的局面。

当然，土地贫瘠是主要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

就像最近热播的扶贫剧《山海情》中描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同样土地贫瘠，但是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商业文化。 徽州却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水路。从下图就能看出来，那地方到处是山，不过山间水路纵横。

事实上，整个徽州的城镇布局就是临水而建，毕竟大家都要吃饭，物资又都是通过河流运来的，那么一旦住得离水远了，古代没有铁路的情况下，陆运成本是水运的三十倍不止，不挨着水几乎没法开展贸易。

徽州最大的水系就是新安江，源头起于徽州的新安江顺流而下，经富春江和钱塘江，直接就通向了一个让徽商梦开始的地方——杭州，杭州这地方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点，从南宋以来就是商品集散地。

徽州和杭州相邻，中间只隔了一座天目山，除了水路之外，徽杭古道同样来往便利，大概长下图这样：

看这路的造型就知道只能运点比较轻的东西出去，徽州的特产像竹、木、药材、石料等，都是傻大黑粗，又重附加值又低，根本没法陆运，沿着水路顺流而下就能有效的降低运输成本，返程的时候又可以搞一些丝绸之类轻便高附加值的货品，来回挣钱。

此外徽州一直都是茶叶产区，白居易的诗里说，“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买茶去”，里边说的“浮梁”，就是“祁门”，就在黄山边上，后来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大营，差点被太平军活捉了。

祁门盛产红茶，后来这些红茶进入英国，英国到现在也主要喝红茶，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到两宋的时候，杭州的发展速度赶得上改开后的深圳，既是丝织业的中心、同时又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两浙盐业也主要在这里经营。大批的徽商来到杭州做生意，甚至一度垄断了杭嘉湖平原的粮食市场。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祖籍徽州）就是从小家里太穷，在杭州当学徒混起来的。

凭借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徽商快速崛起，整个新安江流域出过很多达官巨富，仅仅歙县一个县（那个字读“she”，四声），混到举人以上的就几百个，举人不是大学生，古代考上举人的难度比现在考清华北大的难度高的多。

大批豪宅在徽商的财力加持下被修了起来，不少现在依旧在，仅仅一个黟县（那个字读“一”），保留着有价值的古建筑就达到数百处，其中西递一个镇就有122幢。刚才提到的歙县，一共有古建筑365处，有价值的100余幢，古祠堂27座。

除了往杭州方向之外，徽州的另外一条河青弋江，可以让徽州通入长江, 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

扬州这个地方，是因为大运河的修建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隋炀帝一手打造出来的，而隋炀帝最后也死在了这里，对这里的感情非常深。

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爆点，一直长盛不衰, 在明清时期更是稳居全国之首。当然目前也是，水路便利对工业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资本积累下形成更为高端的金融业和高新产业再次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这玩意就是正循环，然后就马太效应了。所以年轻的小伙伴想折腾一下的，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积累点原始资金还行，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还差得远，需要大买卖。就像荷兰人一直会做买卖，但是只在17世纪爆火了一把，因为他们参与海上贸易做了一笔大买卖，才真正有了历史性的地位。真正奠定徽商地位的，是别的东西。

2

做大做强

随着实力的增强，徽商对于倒卖土特产这种渠道狭窄、利润有限的活动就不怎么感冒了。

所有的大商户，想做大都得搞点大买卖。

而古今中外，所有的大买卖多多少少都得涉及垄断、金融或者专营，这个不是中国特色，全世界都一样，西方历史上那种褶褶生辉的大公司，英国殖民北美的弗吉尼亚公司，经营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都是国家特许经营。

此外还有什么克虏伯，大众，美国那边的摩根财团，钢铁巨头卡内基什么的，都带着垄断气质，也都跟政府走得非常近，甚至跟政府已经彻底融合在了一起，西方的政府甚至可以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打仗。

徽商也一样，有了资本后开始涉足暴利行业，那啥暴利？无疑是金融汇兑和盐铁专卖。 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几乎不用去考虑转账汇款什么的问题，但是在古代这却是个大问题，因为那时候都是贵金属货币，大量财富远程汇兑一直是个大麻烦，东西方同时进化出来了钱庄性质的东西，由信誉卓著并且到处都是网点的大商家承担汇款业务，西方是圣殿骑士团和德意志银行团，东方是晋商和徽商，穆斯林走的更远，“支票”就是穆斯林发明的。

明清两代商业大繁荣，资本雄厚的商团到处圈地，倒卖瓷器，棉花，丝绸，慢慢地全国搞出来了网点。

徽商凭借下手早，爱抱团，网点多，利息低迅速地抢占市场，而且徽州人跟晋商不一样，徽商一直标榜文化水平高，毕竟出了那么多进士也是有目共睹。并且，重视教育的好处就是从业人员素质高，大家也倾向于相信高门大姓的人信用较好，徽商很快就称雄典当行业和远程汇兑业务。

清朝后期的歙县许氏，横跨几省的大典商，哪哪都有分舵。光库房就有四十多所，注意了，是所不是间，所有分号的员工加起来超过了2000人，基本更是达到了数百万两，可以说是个巨无霸企业。以前的典当铺里柜台后的那个伙计叫“朝奉”，这个词就是个徽州话，当地的富绅也叫朝奉。

不过典当行业只能算徽商的第二大产业，徽商的第一大产业还是盐业。

小伙伴们都知道，古代的食盐是官方控制渠道的生意，本质就是税收，跟大英帝国早年的烟草贸易差不多，都是特许经营。而谁能拿到特许证书，也就是盐引，谁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

当时南方主要行销淮盐, 产地是今苏北沿海, 都离京杭大运河不远，徽商正好在那一带做买卖，资金雄厚，人缘又好，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他们也就摊上了。

盐到底有多挣钱？产地的成本价格在两三文，而运到江西就能达到六七十文，更远的地方就更高了。玩盐的徽商就像是打开了印钞机，躺着挣钱的节奏。

不过刚才也说了，这玩意有特许经营的性质，不跟官府处好关系没法操作，远在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殖民地贸易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男宠在操作，这类事情东西方竟然如此相似。

晋商会玩的路子，徽商也会玩，权力寻租嘛，老祖宗的书上多的是，而且是变着法子玩。康熙、乾隆这祖孙俩都喜欢到南方找乐子，这就给了徽商巴结皇帝的机会，全天下给谁行贿都可能要被杀头，但就是给皇帝行贿不会。徽商为接待投入大量精力, 花费了巨额财富, 得到的回报也是一顶一的，其富有程度让乾隆皇帝都眼红得不行。

说到这里，又得解释一下，官商勾结这事似乎好像是中国特例，其实不是，西方赚钱的大买卖也都是“专营业务”，只要是专营，你就不可能跟政府一点边都不沾。你们去看西方那些大公司和巨富，甚至包括大家天天挂嘴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跟政府千丝万缕，罗家本来就是宫廷犹太人出身，相当于国王的包衣奴才，发迹后又跟英国首相关系好的像兄弟。

此外著名的英格兰银行，简直是官商勾结的典范，这玩意看着是英国的国家银行 ，其实是荷兰资本搞出来的私人银行，专门为英国筹集战争经费，代理商就是欧洲的那几大豪门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又跟皇室千丝万缕，好几个家族本身就是贵族，比如罗斯柴尔德就用了几代人时间给自己弄了个贵族头衔。

欧洲的权臣都有自己的私人银行家，比如英国首相迪斯莱利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跟兄弟似的，英国收购苏伊士运河的钱就是在一次宴会上罗家借给首相的。对俾斯麦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叫布莱施罗德，也是个银行家，俾斯麦的三场战争经费就是这人给筹措的。

此外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知识界一直没弄明白，大买卖都离不开跟政府的深度绑定。就算不熟悉历史，这几年大家想必也都看出来了，西方的政府一直都在给大公司开路，这也是为啥直到现在，高盛的掌门离职后一般会去财政部当部长。西方把这事摆到了明面上。

《纸牌屋》里说的更直接，国会议员有一堆工作人员要养，钱主要是大公司给出，作为交换，议员们负责搞定大公司想解决的问题，游说公司就是大公司和议员之间的桥梁。

在这个过程中，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形成了资本裹挟政府的难得一见景象。

而这种微妙的平衡让徽商在盐业上所能挖掘的利润更大，时间也更久。

从明嘉靖至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80名大盐商中，徽商就占60名。当时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全世界8%的经济总量，你们体会一下这个数字。

甚至当时的扬州旅游指南当中都有徽州盐商爱玩奢侈品的记载。扬州5.09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中，汇集了几十座盐商住宅、庭院和花园，大名鼎鼎的瘦西湖更是代表着清代盐商有钱又有闲、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京剧”吧，这玩意的前身就是徽州盐商们的娱乐方式，当时还叫“徽班”，“徽班入京”后变成了京剧。刚才查了下，这个瘦西湖竟然是5A级景区：

反正就俩字——有钱！

此外徽商对功名极其上心。

我们都知道官商在明清时代非常普遍，没有官员开路，商人很难能做大。但是和晋商所不同的是，晋商是通过官这个身份来挣钱的，而徽商则不是，始终对考取功名抱有非常大热情。

这倒也正常，小商人无所谓，大商人都得寻求在政府中的支持，这在东西方都一样，同时期英帝国的商人们最激情的事就是给自己搞个爵士，将来其中一个孩子去政府当个一官半职。

一大帮徽商非常热衷于鸡娃考试，明代徽州有进士 392 名、 举人 298 名。

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的 160 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达 256 人。而同一时期 , 两淮的陕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仅为 45 人 , 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22 人，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徽商子弟里面有点脑子的都忙着考试做官了，人才的凋零也严重影响了徽商的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比如乾隆朝的进士程晋芳，号称“平生绝学都参遍, 第一诗功海样深”。正经的才华横溢，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但是做生意实在是太差劲了。把诺大的家产都交给家奴来处理，最终家产散尽。

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事实上，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跟这个的轨迹特别像，他们家一直有个执念想当贵族，曾经显赫至极的金融家族，好不容易弄到贵族头衔后，就开始天天跟英国上层那些人鬼混在一起，以不过问具体事务为荣，银行业务都交给了家里的管家去做，家族子嗣对金融业务越来越生疏，尽管现在罗家依旧有一定地位，但是跟他们巅峰时期差太远，自从有了贵族爵位之后，他们家的金融奇才就绝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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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

这都不算啥，到了晚清，等徽商遇到了三大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被干趴下来。

第一个是政策的变化，上有针对盐商的搜刮和苛捐杂税，下有穷苦百姓不远千里弄来的私盐冲击，盐商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道光年间，干脆将之前买卖食盐的纲运制改成了票盐法，就是放弃专营业务搞自由市场了，靠人和关系形成的垄断很快就碎了一地。

第二个是市场被严重冲击，南京条约之后，上海被迫开埠，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 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 并且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和周围地区，传统手工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的徽商很快就败给了广东商人、江浙商人，徽商最终丢掉了长三角这个基本盘。

更重要的是资金雄厚的外国财团开始在中国布局，中国慢慢进入了“买办时代”，近代史上商界大鳄基本都有洋行背景。

这也没办法的事，没有哪的商团可以持续几百年不衰落，欧洲那边最早是威尼斯商团，后来被德意志商团给截胡了，然后是荷兰商人，然后是英国人，到现在是美国人，大商团的变迁是随着政权和国运在变来变去的，这也不是什么奇怪事。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战争，长江中下游是清军和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徽州作为两军激烈争夺的地带．许多城镇遭到战火毁坏。而且军队的烧杀抢掠更是拿走了徽商最后的家底，不仅太平军抢，曾国藩也没少抢。

不仅如此，很多人经常在说的一件事，为啥曾国藩能击败太平军，他的钱从哪来？书上经常蹦出来的一个词叫“厘金”，说是清廷准许曾国藩他们收厘金，这玩意就是商业税，设置关卡收商人们的税，税收成了军费。问题是曾国藩一直都在徽州那一带溜达，厘金一大部分是徽商给贡献的，交这么多钱，能不虚嘛。

此外徽商不是善于卖茶叶嘛，后来茶叶也卖不动了，因为英国人受不了大清的茶叶太贵，于是跑去印度的大吉岭种茶叶，英国人以前喝的祁门红茶也变成了大吉岭红茶，不过大吉岭红茶的种子是福建的武夷红茶。

战火和商路变迁夹击下，徽商系统自此破败，当然我们说乱世也是机会，也有人发家致富的，胡雪岩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给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搞来了粮食，而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更是扮演了后勤部长的角色，混了个二品顶戴。但是还是没有逃脱徽商的路径依赖，左宗棠的失势也导致了胡雪岩的没落，胡雪岩最终跟买办对决中落败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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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徽商在巅峰时期极尽奢华，乾隆六下江南，都是徽州盐商在接待，奢华程度，连乾隆这样的见过世面的人也一直在感慨，可见当时已经牛逼到什么程度了。

然而徽商们把钱变成了家乡的豪宅，变成了奢侈生活，埋在地里准备让后世子孙慢慢用，然后被太平军和湘军给挖走了。

而且他们后期搞官商勾结太过分，赚钱太容易，经商能力慢慢也没了，等到遭受战火洗礼后，就基本一蹶不振了。

总体来说，他们并没有搞出什么突破性的东西来，和晋商一样，一直都是倒买倒卖，跟西方做了那么多买卖，啥也没学会，他们巅峰那些年正好是西方突飞猛进时期，西方从全世界赚来的钱变成了工业能力，变成了技术革新，唯独中国这边毫无建树，赚了全世界的钱，最后却是一场空。

徽商积累下来的财富没有变成技术，也没变成资本，相当于空转了一周。当然了，我这里并不是苛责他们，彭木兰他们有大量的论述说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自锁”的环境，非常难突破。只是说，既然突破不了，那就躲不开快速衰亡的命运。

这个问题放在我们当下，也非常有现实意义，对于现在那些巨头来说，如果没有突破性的东西搞出来，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归于寂静，留给每个公司的时间都不会太多。

来源：九边 微信号：ertoumu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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